01 如坐針氈的華盛頓之行

Pins and Needles

in D.C

我馬上要在美國國會就“人工智能”的話題做證，我堅信人工智能可以讓世界變得更好。無論如何，我都要讓大家知道，科學的力量依然值得我們滿懷樂觀。

酒店的大堂樸實無華，反映出這次行程安排更重視便捷，而不是住宿的奢華。大堂內氣氛溫和、秩序井然：客人和禮賓員禮貌地交談，滾動的行李箱輪子嗡嗡作響，不時開合的玻璃門呼呼有聲。但我卻忐忑不安，靴子踩在薄薄的地毯上，發出急促的咔嗒聲，就像我此刻的心情。作為一名致力於學術研究的學者，我馬上要在美國眾議院科學、太空和技術委員會就“人工智能”的話題做證，自然難免緊張不安。就在此前一天，我剛從美國西海岸乘坐紅眼航班抵達華盛頓，幾乎一夜未眠，一遍又一遍緊張地演練自己的發言。這是2018年6月26日，隨著時間一分一秒流逝，我越來越接近職業生涯的又一個里程碑：到國會做證。

我走出酒店，來到人行道上。華盛頓特區的清晨陽光蒼白，街道兩旁聯邦政府的辦公大樓鱗次櫛比，風格樸素，色彩單調，與我習慣的加州街景截然不同。在加州，目之所及是大片的住宅區和時髦的辦公園區，偶爾可見一些教會風格的建築。而在這裡，即便是磚石建築，也顯得更有質感、更加古老。首都不愧是一座將歷史刻在街頭巷尾的城市。

我不禁想到自己第一次來這裡時的情形，當年我還不知人工智能為何物，還沒有進入學術界，與硅谷也沒有任何聯繫。當時我的整個身份（至少對外部世界而言）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那就是“移民”。對一個經濟拮据、英語蹩腳的家庭來說，出門旅行困難重重。大多數活動可以按照免費和太貴來篩選安排；而且所有活動都是英語講解，英語非母語的陰霾始終籠罩著我，似乎永遠難以消散。即便如此，參觀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博物館的場景仍在我的記憶深處熠熠生輝。博物館裡實物大小的展品展示了波瀾壯闊的航空航天發展歷史，讓我的心靈受到極大震撼，想象力也隨之飛揚。我意識到，即便身為一個生活在社會邊緣的少女，我心目中的理想國度依然是科學世界。

儘管當時看起來遙不可及，但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我找到了屬於自己的路，來到了科學世界的最前沿。這個領域不是航空航天，而是心智科學，以及對智能機器的初步探索。我的職業生涯開啟短短十年之後，一項名為“深度學習”的突破性技術開始創造歷史，人工智能變得非常非常重要。

算法、大規模數據和原始算力等在科學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技術，在21世紀初匯聚在一起，形成合力。雖然這些人工智能發展的必要條件用了半個多世紀才得以融合，但它們釋放的能力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裡就將整個世界改頭換面。商業模式徹底變革，相關行業投資額高達數十億美元，人工智能似乎一夜之間從一個小眾的學術領域爆發成為推動全球變革的力量——從行業分析師到政治評論員再到哲學家，所有人都在競相解讀這項技術的意義。人工智能的崛起速度和影響範圍可謂史無前例，僅僅從這個角度看，也值得我即將面對的立法者們予以關注。

當然，人工智能的發展並沒有這麼簡單。短短几年內，這個技術行業的繁榮發展就受到了質疑和抵制，因為媒體、倡導團體甚至政府機構的擔憂都與日俱增。媒體開始持續報道算法偏見造成的日益加劇的危害、人工智能可能導致的大量失業，以及這一技術被用於監控帶來的不安。相關報道使公眾對人工智能形成了負面看法，這在整個科技領域都是非常罕見的。

幾個月前，我曾在《紐約時報》發表專欄文章，嘗試總結這些緊張關係。雖然文章只有800字左右，但我分享了我對人工智能領域發展前景的興奮之情，分析了批評者提出的合理擔憂，儘自己所能實現兩者的平衡。我寫道，人工智能對世界的真正影響，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推動這項技術發展的動機——在人臉識別功能和定向廣告投放不斷發展的時代，這一觀點挑戰了現有認知。我認為，如果我們能夠進一步拓寬對人工智能設想的邊界，明確提出人工智能需要“對人類和社區產生積極影響”的要求，如果我們對成功的定義可以包含類似提法，我相信人工智能可以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時至今日，我對這一點依然深信不疑。

這種對未來的信念似乎是我受邀做證的部分原因。我前不久剛與幾位夥伴聯合創立了非營利教育組織AI4ALL，推動向處於高中階段的女生、有色人種和其他未被充分代表的群體開放大學實驗室，提高STEM（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領域的包容性。事實上，國會表示，他們有意讓我做證的一個關鍵原因就是我正在努力推動人工智能領域參與人員的多元化。鑑於人工智能的功用令人擔憂，如果我能帶來些許積極的改變，會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我對未來充滿期待，願意為此付出，無怨無悔。

我加快了步伐。國會大廈赫然聳立於我的眼前，一如照片上那般雄偉，儘管此時我還沒有完全意識到這裡就是我此行的目的地。不過，我的確留意到一個明顯的變化——周圍的遊客沒有一個人在用紙質地圖，而我十幾歲來這裡旅遊的時候，紙質地圖幾乎從不離手。在此後的這些年裡，智能手機已經改變了我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旅行自然也不例外。但與人工智能一樣，智能手機也顯露出其負面影響，在2018年代表科技界宣揚以人為中心的樂觀主義，時機不對。

不管怎樣說，我的專欄文章發表時正值“科技抵制浪潮”高漲之際：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硅谷的野心已經走向了巧取豪奪的極端。在我職業生涯的其他任何時候，類似的爭議並不會波及我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學者。但事有湊巧，作為斯坦福大學的教授，我在21個月的學術休假期間擔任了谷歌雲的首席人工智能科學家，任期才過半，我就被捲入爭議的中心。除了和家人經營過一家乾洗店，谷歌是我第一個學術界以外的僱主，當時距離我徹底重返大學只有幾個月的時間了。但那天下午，我在公眾眼中的身份已經無法改變。

矛盾的是，一方面，我擔心自己會被誤認為是科技產業內部人士；另一方面，我又作為一個局外人，經歷了漫長的奮鬥和掙扎。像許多移民一樣，我感到被各種縱橫交錯的文化鴻溝所束縛。一些鴻溝不可名狀，另一些則清晰地橫亙在我的面前，難以跨越。英語是我的第二語言，但我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必須用英語來交流；我是一名女性，而我所在的領域由男性主導，“帽衫男”一直是科學領域的典型形象，以至這個詞現在已經沒有任何諷刺的意味了。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在思考自己是否真正屬於哪個世界，而國會似乎不太可能是一個能讓我放下警惕的地方。

如果委員會對人工智能技術的未來感到擔憂，就會更加凸顯他們與我之間的共同點，因為我也同樣憂心忡忡。我一直都對科學的力量持樂觀態度，從未改變，但之前那些動盪的歲月讓我明白，樂觀的結果並不是理所當然的。未來可能是光明的，但不能守株待兔，前行之路尚不明確，需要我們共同努力。

在城市中穿行之際，還有一件事壓在我的心頭。不到24小時前，我還在帕洛阿爾託的一家醫院裡，陪在母親身邊，這樣的陪伴已經持續了幾周的時間。幾十年來，她的健康面臨無數的威脅，有些是慢性病，有些是急症，而這是她最近一次住院。實際上，我大部分的書面證詞都是在重症監護室外一張狹小的椅子上起草的。身穿藍色手術服和白色大褂的醫生在我身邊來回穿梭。我甚至遠程參加了聽證會的準備會議。我們隔著筆記本電腦屏幕交談，而我周圍是護理員走動忙碌的身影和醫院尋呼系統斷斷續續的聲音。

我是家裡的獨女，是父母唯一的經濟支柱，同時還要擔任他們與看護人員之間的翻譯。想到這些，我不禁覺得真不該安排這次行程。但是，能出席這次聽證會讓身為移民的母親感到無比驕傲，相比之下，疾病根本不算什麼。在來到美國僅僅20年後，她竟然可以看到自己的女兒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講，這樣的機會絕對不能錯過。在我的整個職業生涯中，母親自始至終堅定地支持我，所以我相信她會堅決要求我參加聽證會。

因為她的鼓勵，我決定前來出席，但我的擔憂絲毫沒有得到緩解。萬一母親到時需要我，該怎麼辦？從登機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害怕接到關於母親的電話，如果這個電話真的打來了，我該如何選擇？萬一拋開與技術、文化或者政治相關的種種原因，這次聽證會之行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錯誤呢？

彷彿是為了讓我拋開思慮，舉行聽證會的雷伯恩眾議院大廈高聳的灰色外牆突然映入眼簾。雷伯恩大廈不像街對面俯瞰著國家廣場的圓頂國會大廈那樣具有標誌性，但也完美體現了華盛頓建築的新古典主義風格。我從第一次上美國公民課起，就非常欣賞這一特點。靠近大廈正面時，高聳的柱子和飾有老鷹圖案的山形牆氣勢恢宏。

進入大廈，穿過金屬質感的雙開大門，我加入了訪客隊伍，隨著大家一起緩步前行。登記信息，領取證件，接受安檢。此前的行程好像一陣旋風，匆忙預訂的旅行安排、心緒不寧的準備工作，以及過度活躍的想象力造成的神經緊張，似乎終於都得以停息，只需等待聽證會開始。我在大堂內找個座位坐了下來，從早上醒來到現在，第一次完全呼出了一口氣。我伸長脖子望向拱形天花板和隨處可見的高懸旗幟，頓感莊重，就連門廳也彰顯著大國的威嚴。

母親要求我來參加聽證會是對的。我確信人工智能未來所依賴的機構範疇遠遠超出科學界，還包括教育機構、行動組織，當然還有政府。從硅谷的角度看，華盛頓是一座古樸的城市，它和斯坦福大學、谷歌一樣，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儘管美國的立國理念在過去幾個世紀裡並沒有得到完美的實踐，但這些理念看上去正是構建科技未來的智慧基石：尊重個人尊嚴，重視群體代表性的內在價值，相信人類努力的方向應該是由多數人的意志和利益引領，而不是少數人。

一想到人工智能的發展將由公共和私營領域、技術和哲學領域結合而成的聯盟來指導，我就倍受激勵，在城市穿行時芒刺在背的感覺被一陣興奮之情所取代。我注意到會議廳的入口是開著的，便忍不住想在聽證會佔據我的注意力之前先進去四處看看。我偷偷向左右掃了兩眼，確認沒人注意到我，然後走了進去。

聽證會大廳莊嚴肅穆，窗戶從地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木製百葉窗和流蘇窗簾相互映襯。會議廳內擺放著一排排的觀眾座席，並設有專門的媒體區，周圍的牆壁上掛滿了裝裱好的肖像畫。最前側是一個華麗的講臺，俯瞰整個大廳。講臺的軟墊座位上配備了麥克風和即將入座的委員會成員的名牌。會議廳中央是證人席，在等待著我入座。我看到自己的名字“李博士”用新羅馬字體稍顯隨意地印在一張21.6釐米×27.9釐米的紙上，塞進一個可重複使用的席位卡里。在如此令人生畏的場景中還有這麼一個樸素的小東西，這種反差讓人忍俊不禁，我懸著的心頓時放鬆了許多。

沉寂又持續了幾秒鐘，然後被會議廳內的竊竊私語聲打破：代表們及其助手、媒體記者以及另外兩個證人——美國政府問責署首席科學家蒂姆·珀森斯（Tim Persons）和剛成立的初創企業OpenAI的聯合創始人兼首席技術官格雷格·布羅克曼（Greg Brockman）——魚貫而入。大家各就各位，一切準備就緒。

我找到自己的位子坐了下來，瞬間感到腎上腺素飆升，流遍全身。我深吸了幾口氣，努力保持平靜。我提醒自己：這不是我的教室，這些人也不是我的學生，我不是來講課的。我今天要闡明的觀點只有一個，我在腦海中反覆默唸，像在重複自己的信條：“在科學和工業領域，推動人工智能發展的動機是什麼，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我認為這個動機必須明確地以人為本。”我試著不去想任何其他事情——人工智能的陰暗面、科技抵制浪潮等等，甚至有那麼幾分鐘，連母親的病情也被我拋到腦後。我的腦子裡只有一個信條：發展的動機最重要。

“科學、太空和技術委員會聽證會現在開始。”會議室廣播系統第一次傳出了聲音，瞬間把我拉回現實。“早上好，歡迎各位來到今天的聽證會。今天聽證會的主題為‘人工智能——威力越大，責任越大’。”

我把焦慮拋到腦後。無論等待我的是什麼，我都確信一件事：人工智能技術可以讓世界變得更好。雖然實現願景的具體路徑仍然懸而未決，但已經明確的是，即將開始的這場對話和類似的交流是我們解答這個問題的最佳機會。既然我已經乘飛機橫跨美國，離開母親的病榻來到這裡，我就必須清晰準確地闡明自己的觀點。

不管委員會當天的議程是什麼，我自己的議程已經非常明確了。會議廳座無虛席，攝像機正在錄像，麥克風已經打開。還有幾分鐘，我就要向我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聽眾發表演講了。現場的一切像慢動作一樣在我面前不斷重疊，我決意毫無保留地分享：我的希望和恐懼、信念和搖擺。我要把一切和盤托出。我要讓大家知道，科學的力量依然值得我們滿懷樂觀，但要真正安全、公平、可持續地利用這一力量，光靠科學本身是遠遠不夠的。

我相信人類文明正處在一場科技革命的風口浪尖，這場革命將重塑我們的生活方式。幾千年來，人的不懈奮鬥構成了社會發展的基石。如果無視這一點，而像本世紀的很多技術創新那樣，僅僅追求“顛覆”卻不考慮後果，就會犯下嚴重錯誤。科技革命必須深深植根於人類奮鬥的基礎之上，必須尊重全球社會的集體尊嚴，必須始終牢記自己的起源：人類的身體素質在自然界中並不起眼，只是因為人類擁有無盡的想象力，人類社會才取得長足發展。人類對自己的本質如此困惑，以至現在希望用硅重塑自己。因此，人工智能革命必須明確地以人為本。

20多年前開啟的一段旅程決定了我將成為什麼樣的人。道路漫漫，時而荊棘遍地，時而柳暗花明。我漂洋過海，從中產家庭陷入貧困，又從貧困重返中產；我在常春藤盟校講過課，也在硅谷高科技企業董事會任過職。不知不覺之間，這條人生之路塑造了我對人工智能技術的所有認知——鼓舞人心、充滿挑戰，但也令人恐懼——也決定了我對下一步發展方向的判斷。最重要的是，我的人生道路是一堂長達20年的課程，讓我認識到在定義21世紀的人工智能技術探索中，人性所扮演的核心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