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Narrowing Gulf
移居美國的決定讓我們陷入貧困，全家都在艱難地跨越新環境帶來的巨大鴻溝，但好在，我們都看到它正在縮小。
我們乘坐的波音747飛機艙門關閉，引擎轟鳴，在跑道上緩緩滑行。我和母親還不知道，千里之外的終點是一個新生領域的發源地。雖然這個領域尚未建立起傳統學科所享有的合法性，但註定要在幾十年後掀起一場革命。不過，革命時刻的到來已是幾十年後的事，對當時的我來說，更是遠在千里之外。我的人生始於東方，與我日後走進科學殿堂的地方相距半個地球之遙。這是世界上最大的鴻溝，至少從地理距離上來說是如此。此時此刻，隨著我們腳下的第一陣升力湧動，鴻溝開始縮小了。
20世紀最偉大的兩次變革都發生在此行的目的地。當中國經歷痛苦而漫長的文化和經濟轉型時，美國出現了一場不同的革命：數字革命。在外祖父母陷入戰時顛沛流離的動盪之中時，在父母承受著“文化大革命”的衝擊時，一群來自美國和英國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從劍橋到波士頓再到北加州——已經進行了一場長達幾十年的科學探索。有朝一日，這場探索將躋身人類歷史上最深遠的變革之列。
正如牛頓敏銳地看到了物質和能量世界背後的運轉原理，愛因斯坦更進一步重新構想了時間和空間的關係，20世紀中葉，在計算機科學領域也出現了一批具有遠見卓識的人。他們是真正的夢想家，與前人一樣，在科學探索領域放任不羈，勇往直前。他們洞察到隱匿於眾人眼前的新前沿，邁出了揭示新發展的第一步。
曾幾何時，使用先進技術進行算術運算所需的硬件可以佔滿整個房間。早在那個年代，阿蘭·圖靈（Alan Turing，英國密碼破譯專家，因幫助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聞名於世）等先驅科學家就已經發現了機器和人腦的相似之處，其所展現的突破性想象力與引領前人科學革命的物理學家相比毫不遜色。與愛因斯坦、玻爾和薛定諤一樣，圖靈和他同時代的人提出的問題直到今天仍能引發激烈的爭論。智能到底是什麼？可以用定量的機械方式解構智能嗎？最大膽的問題也許是，我們有能力製造可以體現智能的機器嗎？
圖靈的設想得到了美國計算機科學家同行的呼應。1956年，他們將好奇心編撰成文，提出了現在廣為人知的《達特茅斯人工智能夏季研究項目提案》，“人工智能”一詞就是在這份提案中誕生的。提案呼籲舉辦一次非正式研討會，探討如何通過計算機編程來完成類似人類的推理、感知和知識概括等活動。項目主要由約翰·麥卡錫（John McCarthy）和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主導，他們二位都是長期對大腦保持好奇心的數學家；此外還有IBM 701計算機的設計者納撒尼爾·羅切斯特（Nathaniel Rochester），以及被譽為“信息論之父”的克勞德·香農（Claude Shannon）。
就像愛因斯坦在結束了專利局一天漫長的工作後打磨自己的想法，這些早期的思想家也是在繁忙職業生涯的間隙邁出了通往新世界的第一步，以名副其實的冒險精神進行早期的人工智能探索。事實上，人工智能與物理學不僅僅是主題上存在聯繫，還有更深層次的連接：人工智能的許多奠基人都兼容幷蓄，涉足包括心理學和認知科學在內的各種領域，但他們的背景主要集中在數學、電子工程和物理學領域。這種背景是一把雙刃劍。雖然他們能力出眾，思維嚴謹，深刻理解第一性原理，但他們的探索往往侷限在近乎純理論的層面。在他們看來，人類的推理能力可以完美類比計算機程序：不過是邏輯規則的產物而已。他們設想，一旦對相關規則的理解趨於完善，任何一臺遵循這些規則的機器都能夠自然識別照片內容、理解人類語言、探索抽象概念，甚至創造性地解決新問題。這是非常勇敢的嘗試，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尤其如此。他們的自信令人欽佩，但其想法還是過於簡單化了。
達特茅斯研究小組很快發現，儘管我們行為的方方面面確實可以用簡單的術語來描述，但人類思想的深度和多變卻無法簡單歸納為一套規則或標準，至少在實際操作中是不可行的。然而，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提案卻認真地將這項工作描述為幾個研究生花上幾個月時間就能搞定的“暑期項目”。原文是這樣寫的：
我們提議在1956年夏天，在新罕布什爾州漢諾威的達特茅斯學院開展為期兩個月、10人參加的人工智能研究項目。項目將基於以下設想：從理論上看，學習的任何一個方面或智能的任何其他特徵，都可以被精確描述，可以通過建造相應的機器進行模擬。團隊將努力探索如何讓機器使用語言、形成抽象表述和概念，解決目前只有人類才能解決的各類問題，並不斷自我完善。我們認為，通過精心挑選的科學家在一個夏天的共同努力，可以在一個或多個問題上取得重大進展。
然而，團隊最終意識到，要在複製人類認知稟賦的深度和廣度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八週時間可能不夠。之前穩操勝券的心態逐漸消失。研究人員懷抱著更大的耐心，邁出了從最初異想天開的學術研究走向實踐探索的第一步。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時間，探索仍遠未完成，但在此過程中卻湧現出一些具有變革性的成果。
儘管事實很快證明，開發人工智能的挑戰遠遠超出了創始團隊最初的預期，但相關思考仍然讓人沉迷，也吸引了越來越多學者參與其中。1959年，麥卡錫和明斯基在麻省理工學院推出非正式的人工智能研究計劃，後來發展成為麻省理工學院人工智能實驗室。1963年，麥卡錫遷居斯坦福大學，將人工智能探索帶到美國西海岸。他在這裡成立了斯坦福大學人工智能實驗室（Stanford AI Lab，簡稱SAIL）。到20世紀60年代末，這兩個實驗室已經成為全球公認的人工智能領域的活動中心，覆蓋硬件、軟件和機器人技術等多個領域，持續推動相關理論研究、實驗探索、激烈辯論和創造性開發。
研究人員也從人工智能領域早期的好高騖遠中吸取了教訓，尤其是在斯坦福大學人工智能實驗室。到20世紀60年代，研究人員開始對小型抽象虛擬世界的數字化表示（digital representation）產生興趣。虛擬世界通常由方塊等簡單物體構成，這樣研究人員就可以專注於智能的基本要素，而不會被日常現實的細節所淹沒。最著名的例子是麻省理工學院博士生特里·威諾格拉德（Terry Winograd）開發的一個程序，用戶可以用簡單的英語命令來操控一組虛擬的彩色方塊。有段對話格外令人難忘，以下是部分摘錄：
用戶：找一塊比你手中的方塊更高的方塊，把它放進盒子裡。
計算機：我想，你說的“它”是指比我手中的方塊更高的方塊。
計算機：好的。
用戶：盒子裡裝了什麼？
計算機：藍色三角錐和藍色方塊。
用戶：三角錐是由什麼支撐的？
計算機：盒子。
用戶：有多少個方塊不在盒子裡？
計算機：四個。
即便在人工智能對話模型已經與真人極其接近的今天，上述對話也會讓人覺得用戶是在跟一個思維健全的對象聊天。毫無意外，威諾格拉德的項目被譽為一項突破性成就。許多觀察家相信，人工智能革命近在眼前。然而，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程序的流暢性和靈活性恰恰是自身限制條件的產物。雖然程序可以就方塊話題高談闊論，但也僅此而已，它能回答的問題數量有限，提問稍有偏離，程序就可能失效，輸出荒謬的答案。不過，將程序侷限在狹窄的領域確實有成效；程序能完成的任務不多，但表現非常出色。
20世紀70年代，另一位斯坦福大學教授愛德華·費根鮑姆（Edward Feigenbaum）對相關理念進行了更深入的探索。他是斯坦福大學人工智能實驗室研究員，經常與約翰·麥卡錫合作。早期人工智能試圖從零開始打造通用智能；為了避免重蹈覆轍，費根鮑姆並沒有選擇拓寬威諾格拉德的程序或類似程序的應用範圍，而是直接將其轉移到另一個領域。畢竟，誰說計算機強大的語言識別和推理能力不能應用到現實世界呢？誰說計算機不能用來協助體檢或金融分析呢？如果不讓計算機回答關於幾何形狀的問題，而是給它一些疾病症狀、患者特徵數據庫、交易記錄和季度報告，讓它據此回答問題，會產生什麼結果？
費根鮑姆的創新開啟了後來被稱為“知識工程”（knowledge engineering）的全新子領域。在這個子領域中，有關特定領域（醫學、製藥、金融或幾乎其他任何領域）的事實被整理成數據庫。機器可以讀取相關數據，像威諾格拉德的幾何形狀一樣進行分析，並以自然流暢的書面問答形式提供答案，實現了媲美諮詢人類專家的自動化體驗。
這些程序被稱為“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s）。多年來，它們一直是人工智能在現實世界中執行實用任務的最有力證據，也表明人工智能可以成為企業甚至整個行業的基礎。由於人工智能展現出顯而易見的商業應用場景，加上計算成本出現歷史性下降，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湧現出了一批致力於把知識工程的力量進行商業化的公司。
在早期的專家系統中，有個叫“內科醫生-I”（INTERNIST-I）的程序非常有名，其數據庫中包含500種疾病描述和3000種疾病表現。早期的實驗結果令人鼓舞，程序能夠根據用戶（一名真人內科醫生）提供的症狀觀察記錄，正確診斷出患者病情，即使在面對複雜的病例時，也能提供有用的信息。其他早期的程序還包括MOLGEN，可以幫助分子遺傳學家設計DNA相關實驗；還有VM呼吸機管理程序，可以為依賴呼吸機的患者提供臨床醫生建議；還有SECS化學合成模擬與評估程序，讓我們在早期就窺見了人工智能在藥物研發方面的應用潛力。
儘管專家系統曾經令人興奮，但由於起始階段海量信息的組織難度太大，後續開發經常陷入困境。在整合醫學教科書、研究論文、醫藥文獻甚至從業者訪談內容時，開發人員遇到的困難越來越多。更糟糕的是，即使這些系統看起來已經擁有足夠多的數據，其表現也往往無法與真實的人類專家相媲美。儘管系統掌握了大量信息，檢索和處理速度也超人一等，但它們的推理依然呆板而膚淺，過於拘泥於明確定義的規則，缺乏常識，經常被意料之外的盲點所迷惑。
隨著商業興趣的減弱和資金的蒸發，許多人得出結論：智能機器的想法固然有趣，但再一次難以成真。無論人工智能未來如何（會是什麼形態？未來何時到來？我們如何抵達？），有一點越來越明確：這條道路不會一帆風順。
彷彿是為了把我從白日夢中搖醒，飛機在肯尼迪機場降落，輪子在跑道上一陣顛簸起伏。漫長而擁擠的飛行結束了，我鬆了口氣。在之前的14個小時裡，我大部分時間都在讀書，在那些長久以來安慰我的故事裡尋找最後的港灣。現在，嶄新的世界就在眼前，無論我多麼抗拒，它都要奪去我的注意力。機艙裡傳來悅耳又陌生的聲音，提醒著我，我已身處陌生之地。這不是什麼度假，也不是一場冒險；突然間，我唯一能理解的生活莫名其妙地結束了，我無法想象的新生活即將開始。下飛機的時候，我沒有感到一絲興奮。
取行李的時候，我的心情更加緊張了，唯一開心的事，就是終於可以在出口處跟父親團聚了。但幾個小時過去了，他還沒有出現。夕陽西下，一群群陌生人從我們身旁側身而過，我們的不解逐漸變成了恐懼。當深愛之人消失太久，人難免會胡思亂想，而我們的處境讓我們更加心急如焚：母親口袋裡只有20美元，我們沒有返程機票，而且我很快就發現，我在學校學了幾年的基礎英語在實際生活中一點兒用都沒有。
後來我們才知道，父親的車壞了，而且壞在了隧道里（對我們這個依靠破舊二手車出行的移民家庭來說，車子拋錨很快就會成為家常便飯）。如果放在以前，我們可能會對這種倒黴事一笑置之，但那天情況不同。當父親氣喘吁吁地奪門而入時，我和母親已經精疲力竭，一點兒歡聚的心情也沒有了。
我們行駛在陌生的高速公路上，經過一個又一個很難讀懂的路標。我開始意識到，我將要在這裡住下去了。不管這感覺多麼荒謬，不管我對新環境有多少疑惑和不解，這一點已經成為不可改變的事實。我只能勉強接受：就這樣吧，我到美國了。
我們的目的地是新澤西州一個叫帕西帕尼的小鎮。父親之所以選擇帕西帕尼，是因為這裡移民眾多，而且靠近高速公路。在地球另一端長大的我第一次接觸美國郊區的概念，立刻就感受到了差異。中國的城市市區人口密度很大，每一寸空間都被利用到極致：道路上擠滿了汽車和自行車，人行道上人流如織，建築物直插雲霄，連高樓之間的空間也被無限壓縮。中國是熱鬧匆忙的，是喧囂繁華的，沒有一刻停歇，城市由此被賦予了獨特的個性。
相比之下，帕西帕尼空曠而寂靜：空蕩蕩的人行道，悠閒駕車的司機，一切都顯得那麼寬敞。草坪環繞著只有一兩層樓高的獨棟住宅。小企業也擁有巨大的停車場，空車位比比皆是。這裡樹木葳蕤，花園隨處可見。就連空氣都彷彿更加清新，沒有我記憶中的工業氣息。
然而，留給我沉思的時間並不長，在車開進新家的那一刻，我的思緒就被強行拉了回來。為了順利開啟在美國的生活，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做。第一件事就是適應大幅縮減的居住空間。我們的新家在一棟紅磚公寓樓內，與一路上經過的美麗街區相去甚遠；一家三口就要擠在二樓一套狹小的一居室裡。空間極其逼仄，我們只能湊合：我的床被放在了廚房和用餐區之間，我就睡在這個窄道里，直到後來搬家。為了佈置小家，我們會格外留心別人丟棄在車道和路邊的傢俱。落地還不到48小時，我又迎來了下一個任務：入學。
對一個在成都長大的中國學生來說，在帕西帕尼高中的最初幾天對我的感官造成了巨大沖擊。整個學校的氣氛躁動不安，周圍的一切都比我之前生活的世界更鮮豔、更快速、更沉重、更喧鬧。無論我朝哪個方向看，都沒有哪一樣在我的大腦裡有過印記，彷彿光線和聲音的本質在這裡都發生了改變。
光是顏色就讓人應接不暇。學生和老師們穿的衣服比我以往見過的任何衣服都要醒目，色調從大地色系到原色系，再到熒光色系，有純色的，也有帶條紋和圖案的，衣服上裝飾著字母、插圖、抽象圖案和品牌標識。除了衣服，還有帽子、太陽鏡、耳環、皮包和名牌揹包，更不用說女孩們的妝容了——我從來沒見過十幾歲的孩子化妝。
當我拿到新課本時，才明白了揹包的必要性——這些課本比中國的平裝課本要大得多。雖然大多數課本的邊緣都參差不齊，但質量卻出奇地好；每門課都配有一本裝訂精美的教科書，封面設計生動鮮豔，成百上千頁內容都是全綵印刷，拿在手裡極有分量。
更具衝擊力的是學生的行動方式。在中國，學生都有自己固定的座位，在課間也比較安靜。而在美國，下課鈴聲一響，學生便從一個教室蜂擁而出，大呼小叫著奔向下一個教室，青春期的活力如山洪般暴發，其中的緊迫感讓我不知所措。
最後就是這裡的人本身。美國孩子似乎普遍比較吵鬧粗暴，對老師似乎也缺乏尊重。雖然聽不懂美國學生跟老師在說什麼，但我從來沒見過誰會跟老師那樣說話。最讓我驚訝的是，不拘禮節似乎是雙向的。師生之間的互動常常是對抗性的，但也充滿了俏皮和溫暖。在這原本令我生畏的第一天，我立刻確定了一件事：我會喜歡美國的老師。
家裡的節奏相對熟悉，但同樣讓人身心疲憊。我突然進入了英語世界，即便是最簡單的家庭作業也要花上幾個小時，因為幾乎每一步都需要求助於兩本大詞典，一本是中英詞典，一本是英中詞典。這讓我感到非常沮喪。看來，我不得不把在中國上學時的遊刃有餘擱置一邊（更不用說我日漸萌發的對物理學的熱愛了），謙卑地回到起點。在可預見的未來，重新獲得自我表達能力將是我智力生活的中心任務。
幸好，我們的生活很有規律，因為父母跟我一樣忙碌。剛到美國不久，父親就遇到了一位臺灣商人，他利用自己的工程技能在這位商人的店裡找了份修理相機的工作。雖然工資微薄，工作也很辛苦，但掙的錢剛好夠我們維持生計。母親也找到了工作，她在臺灣人妻子經營的紐瓦克禮品店裡當收銀員。有了額外的收入固然可喜，但看到母親這樣有抱負的知識分子從事完全無法讓她施展才能的工作，我感到非常難過。父母下班都很晚，我們也沒錢點外賣，所以每天回到家後，不管有多麼累，父親都要趕緊準備晚飯。
過去三年，父親經常給家裡寫信，我現在也一樣。一有空暇時間，我就會給國內的家人和朋友寫信。每封信都是一個懇求。我希望他們能告訴我，雖然我已經離開了，但我愛的人和事，尤其是外祖母的廚藝，依然還在。他們總會回信告訴我我想聽的話，每次收到回信，我都既興奮又傷感。有生以來第一次，我夢中那個遙遠的世界不是神秘的異域，也不是未被發現的科學前沿，而是我最熟悉的地方。
現在回頭看，我還忍不住想，如果我當時意識到自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現代科學革命（即使只是在地理位置層面），我的思鄉之情會不會得到紓解？來到美國，我的出身和未來之間的鴻溝縮小了，而在帕西帕尼安家，我和未來的距離被大大拉近了。我會在這裡度過青春期的剩餘時光，我還不知道，在距離新家不到一小時車程（沿著花園州公園大道僅有幾千米遠）的地方，歷史正在被翻篇。
在未來的某一天，楊立昆（Yann LeCun）會成為臉書的人工智能首席科學家，但在我們到達美國時，他在新澤西州霍姆德爾的貝爾實驗室的研究生涯才剛剛起步。他為人謙遜但雄心勃勃，近些年引發了不小的轟動，因為他展示了“神經網絡”（neural network）算法在準確識別人類筆跡方面的能力。儘管這項技術仍然相對較新，遠未達到日後的普及程度，但與之前數十年的人工智能傳統已經截然不同。神經網絡算法的目標不是用離散的規則來描述筆跡（1是直的，2是彎的，3是對稱的，諸如此類），而是從數據中推斷出模式。
楊立昆從美國郵政署拿到了7200多個手寫郵編的掃描件，涵蓋各種風格、質地，甚至包括常見的錯誤。他向神經網絡算法展示這幾千個真實的人類筆跡，讓機器也能像人類一樣學習相關模式，形成內化的直覺。這套直覺很難用傳統計算機程序的形式表達，但它使得算法能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理解真實世界的複雜混亂。
楊立昆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算法的識別非常精準，在短短几年內，它就被廣泛應用於全美的自動提款機上，用來讀取支票上的數字。在距離達特茅斯研究提案中首次提出人工智能概念幾十年後，人工智能領域終於取得了極具實用性的成就。
此前的幾代人試圖用規則詳盡描述智能，算法相對僵化，這種人工智能通常被稱為“符號人工智能”（symbolic AI）；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潮流開始轉向更自然的方法。楊立昆的成果就預示著一個大膽的未來。隨著時間的推移，行業研究重點從“通過明確編程來解決問題”轉變為“從示例中發現模式”。換言之，算法不是被告知該做什麼，而是去學習該做什麼。研究人員給它起了一個貼切的名字：“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
在科學的發展進程中，思想孕育的過程相對富有詩意。沒有任何一條自然法則規定洞察只有在能夠付諸實踐的前提下才會出現。很多靈感的火花都領先自己所處的時代幾年、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歷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而真正鼓舞人心的是，這些早期的思想家對於自己的發現抱有堅定的信念：無論前進的道路看起來多麼不切實際，無論實驗成功的前景多麼渺茫，偉大的科學家都被與生俱來的探索欲所驅使，再艱難的環境也澆不滅他們孜孜以求的熱情。機器學習幾十年的發展歷程即是如此。
機器學習的歷史可以說是人工智能發展歷史中不太為人所知的章節。儘管圖靈本人很早就認可過機器學習，但這一概念相對來說仍然比較小眾。1950年，圖靈發表了一篇題為《計算機器與智能》的論文，簡要對比了“基於規則的人工智能”（rule-based AI）和機器學習。基於規則的人工智能是指從零開始構建具有智能行為能力的完整體，而機器學習指的是允許智能體自主發展。圖靈問道：“與其努力打造程序來模擬成人的思維，為何不嘗試用程序模擬兒童的思維呢？”事實上，機器學習自誕生之初就從人類認知中汲取了一定的靈感，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神經科學等領域的同步發展。
早在19世紀，人們就對大腦的運作模式有了一些模糊的瞭解，但直到20世紀，我們今天所熟知的神經科學才開始逐漸形成。即便在那時，我們對大腦的認知也非常初級。就像第一批天文學家努力理解天空中天體的運行軌跡一樣，當時的科學家對大腦的瞭解也僅限於他們能觀察到的現象：電脈衝和化學信號的洪流，在一層層潮溼又神秘的褶皺組織裡穿梭。
在科學處於混沌期、世界對科學探索閉關自守之際，如果還能看到一線希望，那就是那些充滿好奇心的人正處在自己創造力的巔峰。他們從近乎虛無的狀態中提出各種假設。即使是微不足道的進步，也能帶來巨大的變革。隨之而來的滾雪球效應可能會讓人眼花繚亂。隨著20世紀中葉的臨近，神經科學即將確定該領域的基本概念，從而逐層建立真正的理論。這個時代與現代物理學的黎明期並無二致：當人類首次覺察到物理世界基本性質的蛛絲馬跡，即粒子和力是我們所看到的一切事物的基石時，我們對自然的理解就徹底改變了。
1943年，研究人員沃倫·麥卡洛克（Warren S. McCulloch）和沃爾特·皮茨（Walter Pitts）共同發表文章，介紹了一項關於大腦基本單位“神經元”的新探索，把其中的生物學原理簡化為數學的本質概念，從而推動了神經科學的重要進展。他們的方法的關鍵在於抽象化：通過剔除真實大腦中變幻莫測的電化學過程，將神經元簡化為相對簡單的信號交換。這種純粹的交換性分析——輸入什麼、輸出什麼，以及兩者之間如何相互關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同於身體的其他部位，也不同於任何已知的自然結構，大腦似乎是唯一適合處理信息的器官。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發現相當於神經科學領域的原子裂變，它揭示了在整個大腦中重複出現的根本模式，展現出驚人的一致性和穩定性：大腦可以被看作由簡單元素組成的大型網絡，元素之間的聯繫可以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通過將複雜的行為分佈於網絡中，我們幾乎可以完成無限的任務，並且可以不斷學習新的任務，即使到了晚年也可以。
人類大腦的複雜性遠遠超越已知宇宙中的任何其他事物，但其構造又極其優雅，幾乎把複雜性全部掩藏。汽車或手機都是由清晰區分的零件組裝而成，這是人類設計師認為直觀的形式。但大腦的構造與此不同，它是由近1000億個神經元構成的巨大網絡，其中的神經元就是一個個互相連接的微小單元，可以在電化學傳輸中精細聚焦。儘管整個大腦中的神經元行為受到類似概念的支配（至少在麥卡洛克和皮茨的模型層面上是如此），但神經元可以形成不同的網絡，其排列和位置各不相同，可以應對各類挑戰，如視覺、聽覺、運動，甚至進行抽象思考。此外，大腦在最初在子宮內形成後的很長時間裡，才通過學習形成了（或者至少是逐漸完善了）這些網絡結構。這就是為什麼儘管我們的灰質在解剖學上看起來並無二致，但每個人的個性、技能和記憶都是獨一無二的。
有了這樣清晰的模型，技術進步遲早會趕上研究界的好奇心。1958年就迎來了這樣一個時刻。康奈爾航空實驗室的心理學研究員弗蘭克·羅森布拉特（Frank Rosenblatt）發明了一種機械神經元，他稱之為“感知機”（perceptron）。雖然羅森布拉特的創意在概念上非常簡單，但當時的技術還沒有數字化，因此操作難度很大。他將自己的心理學背景與對電氣和機械工程的理解相結合，經過數月的辛勤努力，終於將數學模型轉化為一個實用的實際設備。
更大膽的是，羅森布拉特的研究工作不僅實現了麥卡洛克和皮茨的想法，還結合了哈佛大學心理學家斯金納（B. F.Skinner）提出的補充假設，對神經元的基本模型進行了擴展。斯金納認為，有些輸入對神經元行為的影響更大，這就好比不同的讀者可能會對閱讀的內容產生不同程度的信任和懷疑。如果允許這些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隨著任務的成功或失敗而增強或減弱，那麼從本質上看，神經元網絡本質上就可以進行學習了。
羅森布拉特運用相關原理，設計了一個由400個光傳感器組成的像素為20的攝像頭。他把每個傳感器的輸出連接到感知機上，讓感知機學會識別視覺模式，比如識別面前的索引卡上繪製的形狀。由於每個傳感器的初始影響權重是隨機設置的，因此係統對所見圖像的分類也是隨機的。而羅森布拉特就是感知機的老師，他會用開關來告訴感知機哪些行為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通過這種方式，系統就能確定每個傳感器的輸入對答案的影響，並相應地增強或減弱這一影響。隨著這個過程的重複進行，感知機就逐漸獲得了形狀識別的可靠能力。
在通過機器重現認知基礎方面，羅森布拉特的感知機被譽為重大進步，研究界對他的工作成果進行了熱切探索。然而，隨著感知機的侷限性逐漸凸顯，人們的興奮之情逐漸消退。研究人員開始質疑感知機能夠解決的問題的範圍，甚至包括理論層面能解決的問題，而當時技術條件有限，只能進行最簡單的實施，無法進行更復雜的實驗。
有意思的是，1969年，達特茅斯暑期項目發起人之一馬文·明斯基與計算機科學先驅西摩·佩珀特（Seymour Papert）合著的《感知機》（Perceptrons）一書出版，明斯基成為感知機最知名的批評者之一。這本書在肯定感知機優雅之處的同時，也對其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指出感知機的設計缺乏嚴謹的理論基礎，並列舉了許多導致感知機應用範圍極窄的弱點。儘管明斯基的觀點沒有被普遍視為這個問題的最終結論，許多同時代的人也提出了反駁意見，但是感知機的聲譽已經受到了損害。在接下來的十幾年裡，整個機器學習領域（特別是感知機）都將被置於人工智能的一隅。
在廚房裡幾乎無法交流。這裡的噪聲很大，有時候即使大聲喊叫，也聽不清對方在說什麼。雖然聘用我的經理會說普通話，但廚師大多隻說廣東話——我既不會說，也聽不懂。新來的我笨手笨腳，又容易礙事，所以儘量縮在角落裡，不去理會那些近乎戲劇化的混亂場景：風扇的轟鳴聲、炒鍋發出的吱吱聲，還有各種金屬邊緣碰撞和刮擦的聲音。明火從炒鍋裡躥出來，照亮了整個廚房，水柱從鍋碗瓢盆上濺射而過。一個廚師發出低沉的“嘿”聲，並向我示意，然後急匆匆地把一份做好的菜放在我面前。開始工作吧，我想。我以最快的速度把盒子裝進外帶袋，又放入餐巾紙、餐具，還有一些籤語餅和醬油包，然後繫緊提袋的提手。我雙臂抱著袋子，深吸一口氣，溜出廚房，進入用餐區。隨著焦慮的情緒在體內蔓延，我匆忙的腳步開始加快，不禁小跑起來。
“飛飛！”我聽到經理低聲呵斥。
我意識到自己的錯誤，立刻停了下來，嘆了口氣。
“我跟你說過多少次了？不要在用餐區跑來跑去。你的任務是把訂單送到前臺，而不是讓顧客覺得煩心。別逼我再說一遍。”可惡。我點了點頭，結結巴巴地道了歉，然後小心翼翼地提著外賣包走完了剩下的路。
最能寬慰我思鄉之情的就是每個月給外祖父母打電話。他們兩個是我最掛念的人，聽到他們的聲音，我就會立刻把所有煩惱拋到九霄雲外。但長途電話費貴得嚇人，每次通話都匆忙到殘忍。連跟最愛的人說說話都要爭分奪秒，這種感覺實在荒謬。每當快到掛電話的時候，母親的語速就會越來越快，讓我聞之心碎。幾個月後，我受夠了。有些屈辱是我拒絕接受的。如果錢是唯一能擺脫束縛的方法，我決定自己去賺錢。
我通過報紙上的分類廣告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商業街上一家狹小昏暗的中餐館裡當服務生。這並不是正式的工作，所以不受勞動法和新澤西州最低工資標準的約束，僱用條款也反映了這一點：在學校沒課的時候，我要從上午11點工作到晚上11點，每天12個小時，每小時2美元的工資。當地人警告我說周圍的街區不太安全，到了晚上我會害怕的。他們強烈建議我每晚都要搭車回家，我照辦了，從沒有過例外。
因為兼職工作不穩定，所以我也同時在尋找其他工作。分類廣告不斷為我提供新的工作機會。在整個高中階段，除了在中餐廳打工，我還每週去給人做家務，這份工作薪水更高但時數少；我還遛過狗，這可能是我賺得最少但最享受的工作，也是父親格外感興趣的一份工作。
只要我按時上下班，就能搭車來往於城裡危險的區域。雖然工資一直很低，但我之前沒有工作經歷，所以也無從比較。不過，即便是如此微薄的收入，也能大大改善我們的生活，這讓我感覺很棒。我也可以忍受工作時長——畢竟工作時間越長，為家裡賺的錢就越多。
這些工作讓人感到疲倦的地方在於移民經歷籠罩的不確定性。我周圍都是勤奮自律的人，有著跟我相似的故事，但我們似乎註定要陷入貧乏和卑微勞動的循環中，沒人可以擺脫。我們來到這個國家，希望尋求其他地方沒有的機會，但我卻看不到任何通往這些機會的路徑。
我們的處境已經夠令人沮喪了，然而移民群體內缺乏鼓勵更加讓人情緒低落。這一點在工作中體現得尤為明顯——為了勉強維持生計，我們都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因此對任何偏離常規的行為都持粗暴的懷疑態度。我在餐廳親身體會到了這一點。每天下午，我都會利用唯一的休息時間重溫母親與我分享的西方經典著作的中文譯本。即便在那個時候，或者說，尤其是在那個時候，我仍然會被那些充滿內涵的散文深深吸引，因為我正在英語方面苦苦掙扎，極其渴望重拾自信、表達自己。每翻一頁都會把我帶回過去——那個能確定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不像現在這樣飄搖的年代。
直到有一天，經理直截了當地告訴我看書是在浪費時間，還不如利用這個時間去打掃衛生間。回想起來，我覺得同為移民的他絕不是在居高臨下地對我指手畫腳，只是這件事再次提醒我，對我們這樣的人來說，想象力在新生活裡是多餘的。這實在令人沮喪。
不管怎麼說，努力還是得到了回報。我們開了一個銀行賬戶，開始了每週一次的例行儀式，就是把我的收入（當然都是現金）存進銀行。錢雖然不多，但我們家終於有一筆可以自由支配的資金了，大家都很開心。從那時開始，我們終於可以每個月都存下一些錢，去商店買東西也不用那麼在意價格了。最重要的是，母親給家裡打電話時也恢復了一些鬆弛。她的語氣就是對我的獎勵——她和外祖父母的交談雖然仍然簡短，但口吻卻跟我記憶中在成都餐桌上的一樣不緊不慢。
科學史往往是曲折、諷刺而又殘酷的。新的思想被發現，然後被丟棄，接著又有新的思想被發現。被幾代人視為基石的範式有時會在一夜之間被推翻，而推翻這一切的常常是顯而易見的觀察結果。恰恰因為這些觀察太過簡單，反而更容易被領域內最傑出的人物所忽視，從而為局外人發起革命創造了條件。正是這種既和諧又衝突的搖擺節奏，才使得科學追求如此戲劇化。
正如前文所述，就在羅森布拉特研發感知機的時候，出現了一項研究成果，可以解釋感知機為何從未達到預期效果，以及以後類似機器如何才能成功。然而，這項研究成果來自另外一個領域。1959年，神經生理學家戴維·休伯爾（David Hubel）和託斯登·威塞爾（Torsten Wiesel）在哈佛大學進行了一項開創性的研究，研究了哺乳動物的大腦，特別是貓的視覺皮質。實驗在暗室裡進行，研究人員將基本形狀的圖畫投射到牆壁上，精確控制貓所看到的東西，包括線條、縫隙和其他簡單的細節，並仔細觀察其神經元的反應方式。
休伯爾和威塞爾的研究發現，感知不是發生在單個神經元層次上，而是通過由多層神經元組成的層次結構進行的。這個層次結構從對錶面細節的識別開始，最終到達複雜的高級意識。例如，第一層神經元可能會注意到一些細微的視覺特徵，如特定角度的邊緣、獨特的紋理，或一抹絢麗的色彩。每一層神經元都聚焦在整體場景中的一個狹窄區域，稱為“感受野”（receptive field）。這些視覺細節單獨來看並沒有太大意義，但當它們傳遞到下一層時，就會整合成為更復雜的形狀和特徵，覆蓋更廣闊的感受野，就像是拼圖拼接在一起，展現出更大的圖像片段。
最終，當這些逐步整合的細節被傳遞到最後一層時，我們就能感知到面孔、物體、地點等有意義的事物。由於大腦的網絡結構允許無數步驟同時進行，我們的感知體驗是連續不斷、充滿活力的。休伯爾和威塞爾的研究成果改變了我們對感官知覺的理解，二人因此獲得了1981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早期對人工智能滿懷希望的研究人員一直在尋找可以遵循的模式。儘管休伯爾和威塞爾的發現似乎是為他們量身定做的，但這一研究成果幾年以後才為世界所熟知。在此期間，羅森布拉特因一次划船事故不幸去世，年僅43歲。但在1980年，這一研究成果的運用帶來了變革。福島邦彥是一位日本研究員，在東京NHK廣播科學研究實驗室工作。他開發了一種由多個感知機組成的算法（現在已經通過軟件實現），將感知機堆疊成一個連接的層次結構。由於每一層對複雜模式的敏感度都超過下一層，因此整個算法可以識別出多層次的細節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
福島邦彥將這一成果稱為“新認知機”（neocognitron）。新認知機對輸入數據的異常具有很高的復原力和容忍度，因此在準確辨認筆跡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由於筆跡極不規則且風格多樣，筆跡辨認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然而，新認知機的成功只是揭示了一個新的障礙——這是科學界常見的現象。雖然這一算法功能強大、用途廣泛，但由於它的架構過於複雜，在實際訓練中，針對更為簡單的前代算法所開發的方法並不適用，因為它們沒有新認知機密集的連接內層。進展再次陷入停滯。直到幾年後，機器學習的下一塊拼圖才終於浮出水面。
1986年，由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教授大衛·魯梅爾哈特（David E. Rumelhart）領導的一個研究人員小組在科學雜誌《自然》（Nature）上發表短篇研究報告，介紹了一種能讓新認知機等算法有效學習的技術。他們將其稱為“反向傳播”（backpropagation），名字來源於這一技術最顯著的特徵：在這種級聯效應中，每個訓練實例（具體來說，是網絡對給定刺激的反應與正確答案之間的差異）通過網絡的一端傳遞到另一端，並逐層進行誤差的遞減調整。
然而，真正使反向傳播大放異彩的，是網絡結構隨著時間的推移出現的變化。隨著網絡接觸到越來越多的實例（如照片或音頻波形集），神經元之間的連接就會因所見所聞而被重塑，留下越來越詳細的印記。就像流淌幾百年的河水雕刻出的峽谷壁一樣，在經過一定的訓練後，神經網絡會逐漸呈現出特定的特徵。經過多年的努力，神經網絡突然開始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進行學習，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確度，這預示著真正的轉折點即將到來。
雖然魯梅爾哈特是首席研究員，但他的兩位合著者之一傑弗裡·辛頓（Geoffrey Hinton）才是與反向傳播聯繫最緊密的人物。辛頓當時是卡內基梅隆大學的教授，從小就被智能之謎所吸引，其職業生涯致力於探索重現智能的新方法。他孜孜不倦地探索各種新穎的機器學習方法，為這一領域的早期復興做出了巨大貢獻。那是一個神經網絡穩步發展的時代，網絡層數越來越多，神經元連接越來越複雜，訓練技術也越來越完善。楊立昆是辛頓的第一批學生，他把這些研究成果應用到了識別手寫郵編這一極具實用性的場景，引起廣泛關注。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機器學習這樣一個曾經遙不可及的夢想終於在現實世界中開花結果。
父親仔細觀察著眼前的一切，而我發現自己也在觀察父親。他臉上的驚奇神情看起來一定有些不合時宜，因為這種熱情與我們周圍的環境極不相稱。自從我們第一次一起去荒野旅行，我對這種神情已經非常熟悉，但即便對我來說，在這樣一個地方看到父親的這種神情也會感到意外。那是一個週日，我們正在進行父親來到美國後最熱衷的一項活動：參加車庫市場。
每逢週末，我們都會驅車數英里，尋找那些在車道或門前的草坪上擺賣物品的陌生人家，一般都會遇到好幾個。不同地方的場景大同小異，但父親從未對此感到厭倦。一堆堆封面褪色、皺皺巴巴的過期雜誌和幾十年前的平裝書，帶布格柵的高保真揚聲器，孩子最近才穿不下的輪滑鞋，古代棋盤遊戲，人偶，廢棄的手提箱，破舊但還能用的鍋碗瓢盆，早已過了最佳使用年限的露營設備，裝滿雅達利遊戲卡帶的紙箱，錄像機和成堆的家用錄像帶，還有各種健身器材，等等，應有盡有。對父親來說，這是一種全新的荒野，呼喚著我們去探索。
我很少見到父親使用英語，但他在車庫市場的時候會說。雖然父親的英語水平接近於零，但也足以進行交易，有時甚至還能討價還價。我很高興看到他能以某種方式參與到美國的生活中，但我知道英語給他帶來的困難不僅僅體現在實際生活中。對他來說，交談是一門藝術，他時常為自己的談話技巧感到自豪。早在給我取名之前，他就喜歡玩中文文字遊戲，經常用雙關語來表達幽默和關愛。我瞭解父親對遣詞造句的喜好，因此看到他只能說一些最基礎的英語，表達深受限制，讓我非常難受。但他的興奮是有感染力的。在他走到另一個攤位時，看起來是那麼高興，我也感到非常欣慰。
他還有個特別有趣的癖好，就是痴迷於一切來自意大利的東西，尤其是皮革製品。由於英語水平有限，他很難區分哪些品牌的發音聽起來像意大利語，但他已經練就一雙敏銳的眼睛，能夠分辨出一個誘人的短語：“意大利製造”。他的這個癖好給我們原本漫無目的的閒逛平添了幾分尋寶的刺激。父親看到意大利二手貨時，會情不自禁地眼前一亮，有點可愛，同時也讓人疑惑——這些二手物品的價值往往還不夠我們開車來回的油費，而他喜歡它們的原因，僅僅是這些東西和一個他從未去過的地中海國家有關。但我也有自己的癖好，我並不忌妒他。
這是父親真正的天賦所在——不是工程學，不是相機修理，甚至不是文字遊戲，而是在任何情況下，哪怕再平淡無奇，都可以發現幸福和快樂。因為觀念的不同，我們飛越半個地球，來到陌生的國度，深陷貧困，每天都在為生存苦苦掙扎。但從父親身上看不出這些。他正在專注地研究別人家的滑雪鏡或咖啡機，他的滿足感如此純粹，讓我也感同身受，幾乎忘卻了塵世間的煩惱。
我甚至感覺，在這樣的時刻裡，父親也在滿足自己精神上的好奇。他跟在國內時一樣，嘗試著從細節入手，建立起對周圍環境的理解。他享受並擷取每一個細節，不斷在腦海中建立瑣碎的數據庫。或許對我們一家來說，便宜貨是生存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我很快就意識到，父親每次出去淘貨，並不完全是為了省錢，而是想把世界編成目錄：不是正式地列舉整理，甚至不是為了任何特定的目的，僅僅是因為他在這個過程中找到了樂趣。
作為移民，我們很容易認為自己遇到的所有問題都是由外部世界造成的。但實際上，我們最大的挑戰往往源自內心。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地球上的任何一個家庭，都是如此。
我最擔心的是母親，她的健康狀況明顯每況愈下。我們在中國的最後幾年裡，她的身體開始出現各種不適，到了美國之後又進一步加重，顯然是因為新生活的壓力太大。每天上班都坐守在收銀機旁，一定非常乏味，但她下班後那種身心俱疲的狀態，遠遠不是上班的消耗所能解釋的。
生活似乎已經變得非常艱難了。就在這個時候，父親失去了工作。更確切地說，他被解僱了。雖然我沒有聽到完整的故事，但我可以推斷出，他與相機店老闆發生了爭執，然後大吵了一架，最後老闆請他離開，再也不用回去了。當然，具體細節並不重要。對一個剛剛能勉強維持生計的家庭來說，這是一件關係到生死存亡的事。
“在哪一頁？你剛才提到的問題。”
“第134頁。在黃色方框旁邊，最下面。”
“啊，找到了。謝謝。”
我正跟另外三個以英語為第二語言（就是通常所說的ESL）的學生一起在圖書館裡學習，其中一個女孩來自臺灣，另外兩個男孩分別來自大陸和韓國。能跟有相似背景的同齡人一起學習，在某種程度上給了我一種慰藉，但在圖書館裡的其他學生面前，我們很難不覺得自己是異類，尤其是當我們不小心用母語說了一兩句話的時候。
鈴聲響起。我們把試卷和書塞進揹包，背到肩上，隨著人群湧向雙開門，走了出去。學生們摩肩接踵，匆忙趕路，這是平日最常見的景象。但那天下午，一些無形的界限被打破了。我們ESL學習小組的一個男生不經意間和一個美國學生髮生了輕微的身體接觸——可能踩到了他的腳趾、蹭到了他的揹包拉鍊，或者做了一些我們都沒注意到的小動作。但不管是什麼，這件事引起了對方的不滿。
美國男生立即大動肝火，毫不留情。他氣沖沖地把這個男生拖到門外，推倒在走廊的地板上。看到這一幕，其他學生本能地往後退，留出一片空地。接著又是一陣混亂，本來只是一個人在打人，後來變成了兩個男生，他們一邊罵一邊不停地踢打，被打的男生在地上蜷成一團，拼命護住自己的頭，鮮血從他的鼻子裡湧出，濺得滿地都是。
一時間，我思緒萬千，難以自持。一種強烈的共情衝擊著我，讓我感到一陣噁心，同時又覺得非常無助，有心無力。我被嚇得六神無主，既因為地上的男孩，也因為我自己——或許下一個捱打的就是我們學習小組的其他人。我想說點兒什麼，哪怕只是一個請求停止暴力的詞，但奇怪的是，在那個混亂的時刻，我不知道該用哪種語言來表達。
晚上放學回家後，父母知道了我的無助，也許他們的感受比我更強烈。儘管他們明顯也感到不滿，但我能感覺到，在面臨如此迫在眉睫的暴力威脅時，在這裡孤立無援的生活只會讓人感到更加無力。由於語言的限制，他們甚至都沒有辦法象徵性地給校長打個電話。在如此艱難的生活環境中，在自己孩子的安全都不能得到保障的時候，他們也只能默默承受恐懼，別無他法。
朋友被打之後，我們好幾個星期都沒有見到他。他的恢復期一定特別孤獨。他被打得鼻樑骨折外加腦震盪，康復之後，終於重返學校。我們一見到他，就立刻感覺他完全變了一個人，再也不是我們熟悉的那個男生了。以前他雖然英語不好，但總是幽默開朗，而現在變得孤僻陰鬱。捱打的那一刻是殘酷的——身體的疼痛、精神上的屈辱、純粹的身體侵犯，但讓人感覺最不人道的還是這種轉變：他與生俱來的積極樂觀被剝奪了。
我們其他人也發生了變化。曾經鬆散的ESL小團體變得更加緊密。把我們團結在一起的與其說是友情，不如說是我們現在呼吸的緊張空氣。這種氣氛從頭到腳籠罩著我們每一個人。雖然在適應新環境的過程中，我也遇到了很多挑戰，但以前我從來沒有擔心過安全的問題。現在，我不敢獨自去洗手間或餐廳，因為我害怕會遇到危險，而每次看到圖書館的雙開門，當時的畫面就會不由自主地浮現在眼前。
這一切都發生在我剛剛開始適應新環境的時候。在帕西帕尼學習期間，我依然對數學和物理學著迷。然而，另一門學科意外地引起了我的興趣：美國曆史。我學得越多，就越能把美國建國的故事與自己最喜歡的物理學關聯起來。在這裡，也是一群不同凡響的思想家聚集在一起，為世界貢獻了遠遠超前於時代的先進思想。以本傑明·富蘭克林為例，他本人還是一名實踐科學家，在他身上，政治家和科學家得到了完美統一。
我開始加倍努力，埋頭苦讀。一方面，我迫切需要通過學習來分散注意力；另一方面，我也需要來自外界的鼓勵，讓自己不再心猿意馬。我渴望恢復在中國時的學業水平，哪怕只是部分恢復，但語言卻給我造成了重重阻礙。每次作業都是艱難的挑戰，幾乎每句話都需要藉助詞典才能理解，所以我的速度總是非常慢，這讓我極為痛苦，倍感挫敗。我逐漸掌握了“速度”“加速度”“角度”“力”“勢”等術語的英文說法，又重新認識了這些概念。但一切都來之不易。每天晚上，當我終於完成一天的學習任務爬上床時，感受到的不是成就感，而是幹苦差事的疲憊感。對ESL學生來說，每節課都是英語課。
數學的學習尤其令人沮喪，而且我必須承認，這種沮喪並不是英語的語言障礙造成的。我一次又一次地犯下純粹的計算錯誤，這些錯誤沒有明顯的規律可循，讓人完全捉摸不透。值得慶幸的是，我不是唯一一個發現有問題的人——數學老師讓我課後留下來交流這個情況。顯然是某個環節出了問題，可就連他也覺得我的表現並不需要擔憂，只是令人費解。
“我能看看你的計算器嗎？”他問。我把計算器放在桌子上，看著他隨意在按鍵上點了一通。
“啊哈！”他驚呼道，“切線！飛飛，是切線按鍵！看到了沒？”
他把自己的計算器放在我的計算器旁邊演示。果不其然，當他在兩個計算器上輸入同樣的內容時，我的正切按鍵卻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果。
“你的計算器一直都是壞的！聽到這個消息，是不是鬆了口氣？能告訴我這計算器是哪來的嗎？”
突然間，一切都說得通了。老師一問這個問題，我就知道為什麼答案很重要。
“呃，車庫市場。”我有點兒難為情地低聲說道，也在努力想這個詞用英語怎麼說。
“嗯。”他回答，我感覺他也沒有料到我的答案是這個，“好，我們看看能不能幫你借一個，好嗎？”
隨著我的學習信心逐漸恢復，生活整體上也變得更容易駕馭了。無論是好是壞，我和父母依然一起度過大部分空閒的時間，跑腿、打掃衛生，偶爾一起坐在沙發上看租來的錄影帶，我們有時候會看臺灣的情景喜劇，畫面模糊不清。一切遠非完美，母親的病情雖不嚴重，但仍然在不斷惡化，我們當時還不知道病因，但穩定的生活似乎第一次觸手可及。
幾個月過去了，我們開始了一個新的家庭傳統，就是週末的時候開車在所居住的州四處遊覽。有一次，我們往南開了一個小時，到了普林斯頓大學的校園。我對這所大學的歷史和傳統一無所知，只是覺得校園景觀和建築美輪美奐，但對其他方面沒有什麼興趣。走著走著，我看到了一尊青銅半身像，雕像上的那張面孔非常眼熟，便立刻停下仔細觀看。當我辨認出是誰之後，周圍的世界似乎消失了。我讀著鐫刻在高高的大理石底座上的碑文，呼吸驟然變得急促起來。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於1879年3月14日在德國烏爾姆出生，1933年成為普林斯頓的永久居民，居住在默瑟街，直到1955年去世。
在擔任高等研究院教授之前，愛因斯坦以他1905年提出的狹義相對論和1915—1916年提出的廣義相對論而享譽全球。這兩個理論都解釋了宇宙的基本規律。他的名字成為天才的代名詞。
作為一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哲學家、人道主義者、教育家和移民，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給世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並表達了對普林斯頓大學深深的感激之情。
我一遍又一遍地讀著碑文，每一個字都讓我身體發抖、心靈震顫，彷彿體內有一團火焰在燃燒。它們突然出現，彷彿提醒我，在日復一日專注生存之際，我已經忘了一件事，那就是物理學。我對物理學的熱情已經悄然消退，雖然學校現在也有這門學科，但完成物理作業只是我每天無數個必辦事項之一。愛因斯坦是我心中最偉大的英雄，看著他的紀念雕像，我能感到這種熱情又回來了。
我想起了上海的浦江飯店，想起了登機前那一閃而過的樂觀情緒（踏上飛機的那一刻，我和自己關心的人和事已有千里之隔）。也許我是對的。也許這一直是一個好兆頭，只是被推遲了。我從小就有的好奇心可能只是被新環境嚇到了，但它並沒有消失。
我又重新找到了追逐的目標。
“你知道，這個班裡有很多聰明孩子。”
薩貝拉老師的嚴厲眾所周知，從他高大的身軀和粗魯的語氣就能一眼看出來。但當我站在他的桌子旁邊時，我沒想到他會有這樣的反應。我的英語水平還有待提高，但我能感覺到他在否定我，而且態度似乎相當無禮。
高三也是我來美國的第二年。這一年，我鬥志重燃，希望能在數學和物理方面證明自己。這是一種本能：對渴望獲得未來希望的移民來說，學習成績是一個公認的目標。但對我來說，起初是為了重獲自尊，但很快就矯枉過正——課外生活的不穩定性讓我對學業有成這個簡單的目標義無反顧。
我剛剛參加了這學年的第一次數學考試。雖然我對自己解決純數字部分的能力有些信心，但依然覺得英語文字閱讀有些困難，所以我不確定自己對題目的理解是否正確。在老師下發批改後的試卷時，我能感覺到血液在耳朵裡沸騰。我屏住呼吸，把自己的卷子翻了過來，希望至少能考90分，得個A-。我快速地看了一眼分數，然後洩氣地癱在椅子上。89.4分。
課後，我沮喪地擠在其他學生中間，在薩貝拉先生的桌子旁徘徊。我不是想讓老師照顧我——即便在那時，我也知道，就算為了我的自尊，四捨五入把分數變成90分也沒有什麼意義——但我希望還有一些加分的機會。對我來說，A和其他成績之間的分界線是神聖而嚴肅的，我只是希望有機會讓自己跨越這條線。不幸的是，薩貝拉先生那天沒心情給我機會。
我悶悶不樂地走開了，整個下午，腦子裡都在不斷回放他說的話，也逐漸理解了他的用意。成都的老師似乎只是想讓我融入群體，而我開始感覺到薩貝拉先生是在用一種不同的方式激勵我。他想讓我脫穎而出。他似乎在說，沒人欠你什麼。如果你那麼渴望得A，那麼下次可以更加努力。我不能假裝自己已經準備好接受這種智慧，但我不得不勉強承認，他的做法可能自有道理。
薩貝拉先生不是普通的老師。他的學位在全系最高，因此擁有自己的專屬辦公室和首席數學教師的頭銜。他還是不折不扣的數學行家，收藏了大量教科書和參考書，堆滿了辦公室的每一面牆，五顏六色的書脊像彩虹一般。像他的許多學生一樣，我也開始在放學後去他的辦公室，向他請教問題，並提前開始做作業。很快，這就成了我每天的習慣。
這間被大傢俬下稱為“數學實驗室”的辦公室成了我的避難所。一天又一天，一週又一週，一月又一月，我一邊努力掌握一門新語言，一邊抓緊數學學習，而老師的輔導幫我克服了種種障礙。時不時地，我的腦海中還會浮現圖書館的襲擊事件，而數學實驗室給了我真正的安全感。也是在這裡，我有機會重拾對話的簡單樂趣。對一個終日與書為伍的青少年移民來說，這種快樂非常奢侈。
諷刺的是，對我來說，恰恰因為英語不是母語，我反而更容易表達自己的想法。老師還是得跟我解釋很多單詞和英語概念，所以每一個問題都可以變成一場對話。我們聊得越多，我就越發意識到，他一點兒也不像我在中國偷聽到的那個否定女孩智力的老師，也不像那個嘲笑我熱愛閱讀的掃興老闆。他有時言辭犀利、態度粗暴，但他從不像別人那樣把我一語否定。他對我採取了激將的方式，果見奇效。
除了對數字的熱愛，我們還有很多其他的共同點。一天，在他下課後，我問了一個我認為很簡單的問題：“薩貝拉先生，你能給我推薦幾本書嗎？”
“你是說數學書嗎？”
“不，什麼書都可以。讀書可以幫我提高英語水平。”
我看得出他對這個要求很滿意。薩貝拉先生是那種一旦打開話匣子就停不下來的人。他想了一下，然後微笑著問我：“你知道亞瑟·克拉克嗎？他是我最喜歡的科幻作家之一。我覺得你也會喜歡的。”
“啊，科幻小說！太棒了！我也喜歡……嗯……”
我努力想用英語說出我崇拜的作家的名字，但只是磕磕巴巴蹦出幾個音節，“Roov Vannah”，並沒有說明白。
“‘Roov’，嗯……”他歪著頭，皺著眉，但還是禮貌地試圖弄明白我的意思。
“你知道那本關於幾千公里的書嗎？就是在海底的。”
薩貝拉沉思了片刻，然後似乎恍然大悟。
“飛飛，你是說儒勒·凡爾納嗎？”
“是的，是的！儒勒……凡——啊，”我笑著笨拙地重複道，“我念不出他的名字，但我喜歡他的書！”
他的眼睛一亮。我後來才知道，薩貝拉先生是個科幻迷，尤其喜歡儒勒·凡爾納。
“那你還知道其他西方作家嗎？”
“是的，很多！我愛馬克……嗯，吐溫、傑克·倫敦，還有海明威、狄更斯，還有……”出於某種原因，我說這些名字時表現得更好。
“等等，等等——你是說他們的書你都讀過？”
“不是英語版，是中文譯本。我媽媽在中國和我分享過這些書。”
他似乎完全沒有想到。他靠在椅子後背上，驚訝又欣喜地呵呵笑著。這是第一次有美國人沒有把我僅僅視為一個說中文的移民。於是，我們聊的話題越來越廣泛，也越來越不拘謹。他不再關注我的國籍、我在語言上的掙扎，甚至我作為學生的潛力，而是看到了一個孩子——孑然一身，掙扎著融入新的環境，但又渴望表達自己。時間一天天過去，我也覺得他不僅僅是我的老師，還是我意外結交的朋友。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去薩貝拉先生的辦公室成了我每天最重要的事。他總會跟我討論一些深刻的話題，也給我推薦了更多書目。我聽從他的建議，開始讀克拉克的書（儘管克拉克的遣詞造句對我來說難度很大）。他甚至開始讓我給他推薦書。我的閱讀面逐漸擴大，他也一樣。在我的推薦下，他讀了《紅樓夢》《三國演義》《西遊記》等中國名著。但這一切都沒有影響我的學習。相反，他提高了我的整體思考能力，讓我感受到了學習的快樂，也讓我重新走上了全面發展的道路。在此期間，我的學習成績自然而然地提高了。
下課後去數學實驗室尋求幫助的人不止我一個，但我很快就成為去得最勤的學生。薩貝拉先生很尊重我的求知慾，我也同樣感激他的耐心；想要贏得移民的信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他的給予和熱忱贏得了我的信任。時間一週又一週地過去，我們的學習範圍擴展到了切向量、弧長、偏導數、鏈式法則等更抽象的內容，課堂習題也越來越難。在努力學習的同時，我也感到了一種自由——我從來沒想過可以向一個美國人敞開心扉。他是我第一個可以傾訴家庭經濟困難或者十幾歲時對父母不滿情緒的人。隨著時間的流逝，他似乎自然而然地變成了一個亦師亦友、外加指導顧問的角色。他是我的情緒出口，填補了我生命中長久以來的空缺。
母親一直激勵著我，但她對數學和物理學沒興趣，我沒辦法跟她分享。隨著她的健康狀況越來越差，我們的母女關係變得更加複雜。父親是第一個鼓勵我對自然世界保持好奇的人，也是我學習物理學的啟蒙老師，他是我心裡最親的人，但我不得不承認，我早已不再以他為榜樣了。在很多方面，薩貝拉先生都提供了我跟父母關係中缺失的那塊拼圖。他在我身上看到了別人未曾察覺的東西，發現了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潛力，而且，他擁有專業知識和能力，可以幫助我發掘這種潛力。
有意思的是，在我面前，薩貝拉先生似乎可以放下防備，我對他的瞭解也越來越多。我一直以為他是個非常自洽的人，在美國的社會秩序中擁有穩固的地位。後來我驚訝地發現，他在成長過程中一直缺失一樣被我視作理所當然的東西：家人的支持。他來自一個意大利移民家庭，家人總是嘲笑他的書生氣和對科幻小說的痴迷。就算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他也覺得格格不入。因為這樣的家庭氛圍，他開始從自己的思想中尋求庇護，在孤獨的知識之旅中越走越遠。我們兩個的經歷雖然不同，但精神上卻有很多共鳴。
跟同齡人一樣，高四的時候，我滿腦子都是畢業的事。一開始，我的目標學校主要是州立大學和社區大學，而不是常春藤盟校。但我一直對一所頂級高校念念不忘，那就是普林斯頓大學。命運把我帶到了新澤西，距離愛因斯坦曾經稱之為家的地方只有一個小時的車程，那一天的校園之旅至今仍在我眼前不斷浮現。但是，我們是一個靠從車庫市場淘來的舊貨才能勉強度日的家庭，連我用的計算器都是壞的，我們怎麼可能負擔得起常春藤盟校的學費呢？儘管如此，我還是無法抑制內心的衝動，提交了申請。就算只是象徵性地申請一下，我也感覺具有特殊意義。
在12月一個異常寒冷的下午，我收到了學校的回覆——學費似乎並不是我的入學障礙。那天放學後，我去取信，髒髒的積雪幾乎把郵筒全部掩埋。我撥開雪，打開郵箱。突然，我停住了，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我看向郵筒裡面，立刻認出了最上面那個信封上的徽章。一個橙黑相間的盾牌——普林斯頓大學。我已經大概知道結果了：如果是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包裹會非常厚實，因為裡面會裝滿新生的入學材料和後續說明。很明顯，信箱裡的信並不屬於這種情況。
雖然我不用打開信封就知道錄取決定是什麼，但我還是決定讀一下，好徹底死心。我毫不在意地撕開信封，然而第一個映入眼簾的詞竟是“YES ！”，這個詞自成一行，還加粗了。我趕緊往下多讀了幾段，才明白了信的大意。看來，我的申請是進入了提前錄取週期，在此期間，所有回覆都是用薄信封寄出的。如果我沒看錯的話——當時我還不敢肯定——我被錄取了。
驚喜還不止於此。信裡還附有一份名為“經濟援助”的文件，上面寫了很多法律細節。以我當時的英文水平，並不能完全讀懂。第二天，我把信帶到學校，拿給薩貝拉先生看，他似乎也不明白。他停頓了一下，眯起眼睛仔細看了看那一頁。我看著他臉上的表情隨著閱讀的深入而變化。最後，他抬起頭，深吸了一口氣，問我能不能讓他再看一會兒。
“我覺得我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了，”他說，“但我想再確認一下。”
我大吃一驚。他怎麼會和我一樣困惑呢？
薩貝拉先生建議我們把信交給校長，聽聽他的意見。不出所料，這封信似乎在校長身上也產生了同樣的效果，至少一開始是這樣。他的反應同樣是困惑，緊接著，他坐到椅子上，茫然地凝視著遠方，也不看我們兩個。在片刻的沉默之後，他解釋說我確實被錄取了，但不僅如此。顯然，我的錄取中還包括了一些額外的東西：近乎全額的獎學金。
時隔數年，我才真正完全理解這一刻的重要意義，我父母也是一樣。雖然母親在聽到這個消息後表現得非常冷靜，但我知道這件事對她意味著什麼。她生命中的每一個里程碑都在提醒她，她站在了那些無法彌合的鴻溝的錯誤一邊。幾十年來，她已經習慣了假裝自信，但我知道，她從未真正感受到自信。現在，也許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她終於有理由相信這個故事可能沒有如此簡單。她已經押上了所有，至此才有了一種真正如釋重負的感覺，而這種感覺我永遠無法完全感同身受。
在高四的最後幾個月，我來到美國後第一次有了類似自信的感覺。在薩貝拉先生的指導下，我重新找回了尊嚴。他的存在也提醒著我，即使是跟陌生人，也可以建立友誼和信任。我甚至認識了他的妻子瓊。他們都是高個子，也都是高中數學老師。薩貝拉先生性格謹慎，沉默寡言，瓊則外向健談。很明顯，他經常在家裡提起我們的課後談話。於是，在高四即將結束的時候，她邀請我去家中共進晚餐。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到美國郊區的家庭生活。
在學習方面，我還是一如既往地專注於數學和物理學——它們首先是我的激情所在，其次才是大學先修課程。過去三年，我一直夜以繼日地學習、工作，現在剛剛克服了英語障礙。我感覺可以適當放慢腳步了——這也許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這麼想。我的內心出現了難得的平靜，但又覺得喜憂參半，因為我意識到，我不可能永遠做薩貝拉先生的學生。我都不知道畢業後還能不能再見到他。
薩貝拉先生似乎察覺到了我的想法。有一天，他過來找我，一反常態地顯得靦腆膽怯。我很少見到他這樣。雖然他表面上看上去並不緊張，但話語間有很多彎彎繞繞，好像他知道自己想表達什麼，卻找不到合適的措辭。最後，他終於問我：“如果你不覺得麻煩的話，你在學年結束後，是不是還可以跟我和我的家人保持聯繫？”
我不禁啞然失笑。這個問題我很難隨口作答。他顯然沒有意識到，他已經成為我在美國最親密、交情最深，也是唯一的朋友。他們一家就像我在美國的家人。問題不在於我是否願意保持聯繫，而在於生命中若是沒有了他的存在，我該如何在這個國家生存下去呢？
風在樹枝間嘶嘶作響，乾枯的樹葉發出微弱的輔音。蒼白的水泥小徑將綠色的草坪切割成多邊形。褐色的磚牆靜靜地守望著，表面是幾個世紀的歷史留下的坑坑窪窪。最重要的是，天空如此湛藍清澈，有時我還是很難相信這是真的。在這樣的秋日午後，普林斯頓大學有時就像我的夢境。我不得不經常提醒自己，在這個地方，我不僅僅是一個過客。
我的童年宛如田園詩歌，屬於中國的中產家庭；我的青春期一貧如洗，在美國度過，我學會了英語（雖然掌握得沒有那麼完美）。最近，我拿到了綠卡，向公民身份邁出了一步。與此同時，我生活在移民群體中。他們聰明又勤奮，但從來沒有沿著經濟財富的臺階向上攀爬過。我也曾經無助地目睹一個同學僅僅因為一次不經意的觸碰而被打得遍體鱗傷——這一幕我至今無法忘懷。
這些都是至暗時刻，但它們讓我更加珍視在一路上發現的人性的光輝。這個社區為移民家庭提供了立足之地，雖然簡陋，卻可以讓他們容身；老師們鼓勵一個幾乎不會說英語的學生，其中一個老師把她的奮鬥前行當作自己的首要任務；常春藤盟校將為她提供良好的教育。這個國家雖然看起來陌生，卻開始讓人感到可以親近。雖然我的語言能力還有待提高，但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我又能表達自己了。雖然表達有欠精準，但那是屬於我自己的聲音。如果我要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科學——無論以何種形式，我都要感謝我在人生最低迷、最迷茫的日子裡遇到的那些人。我越來越有一種久違的感覺：我心懷感恩。
無論我們家的故事結局如何，生活之筆都尚未書就。儘管我們依然貧窮，儘管我們仍然是局外人，儘管我們的未來依然不確定，但至少，我們已經不再孤單。/書 分 享 公 眾 號 青 藍 書 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