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vering the Mind
從普林斯頓大學到伯克利，我首次接觸到真正的科學給我帶來的興奮感。我確定自己無比熱愛研究，我要找到屬於自己的北極星。
漆黑一片的實驗室裡，投影儀正在牆面上循環投射著一個16秒的黑白視頻，吸引了在場所有人的目光。實驗室裡的大部分觀察者是人類，而最重要的觀察者是我們面前桌子上被麻醉的貓。一排電極正在小心翼翼地監測它的大腦。另一邊，幾根散發著幽光的金屬線糾纏在一起，將電極連接到放大器上。這個放大器的作用是將貓視覺皮質（大腦中專門負責視覺的區域）的峰值活動轉化為音頻信號。我們反覆為現場唯一的貓觀眾播放視頻，它觀看視頻的時候，一對揚聲器就傳出噼裡啪啦的聲音，讓整個房間裡瀰漫著變幻莫測的聲音質感。
貓看到什麼畫面，我們就會聽到對應的聲音。
那是1997年，我以物理學專業本科生的身份進入了實驗室，準確地說，我還只是個大二的學生。然而，隨著實驗的進行，我能感覺到自己內心出現了變化。我所面對的奧秘似乎比宇宙本身還要大，卻又無比微妙。再過幾年，這個奧秘就會把我完全吞沒。
“怎麼樣，大學生活感覺如何？”
這是我進入普林斯頓大學後第一次跟薩貝拉先生通電話。
“該從哪裡開始說呢？校園好像夢境一樣，我這輩子見過的飯菜種類都沒有食堂裡那麼多……對了對了，我有室友了！但說真的，你猜今天午飯都有什麼，我說了你都不敢信。”
“所以你的第一印象基本上都跟吃的有關係？”他笑了，“那宿舍呢？”
“挺有意思的，我聽到很多人都抱怨新生宿舍太小了。老實說，我的宿舍可能比我們在帕西帕尼的房子還大幾平方米呢。”
我來到了一個有些不真實的世界。我跟薩貝拉先生打了20分鐘左右的電話，他耐心地聽我滔滔不絕地講述我在這所藤校的各種神奇體驗（至少是最開始的五天裡讓我大開眼界的事物），大到真正的珍奇物品，比如校園裡豐富的藝術收藏品，小到我們這些申領助學金的人會更加留意的便利設施，比如宿舍裡安裝的獨立電話和信箱等。
大學還有一種純粹的科學魔力。第一次去參加生物學研討會時，我經過了一個實驗室。透過門上的玻璃向裡望去，我看到研究人員戴著護目鏡，穿著白色實驗服，正在忙個不停；助手們從電影道具般精密的設備裡取出樣品；牆上貼滿了海報，展示著各種實驗結果和發現——眼前的一切彷彿是我的白日夢境。
學校裡有太多值得品味和駐足的地方，但真正俘獲我心的，還是校園裡眾多的圖書館。旗艦地位的費爾斯通圖書館規模恢宏，氣勢磅礴，其神韻之美、館藏之多、地位之高，讓人歎為觀止。而我最常去的還是位於地下一層的數學和物理圖書館。雖然它的外觀並不宏偉，但館藏非常豐富，足以彌補這一點。在這裡學習的學生們夜以繼日，各種文獻資料蔚為大觀，一切都讓我感到置身於一個超凡的世界之中。我立刻就找到了回家的感覺。
來到普林斯頓大學，感覺好像是我到達美國後，第一次真正呼吸到新鮮空氣，但這背後也有過許多糾結。作為移民，我始終感覺自己應該（甚至必須）把學業作為獲得經濟來源的敲門磚，學有所成後進入醫學、金融或工程等報酬豐厚的領域，以此擺脫社會邊緣生活。這種邏輯是無可厚非的，因為我可能需要承擔奉養父母的全部責任。因此，從實用主義的角度看，我應該選擇賺錢的熱門專業。然而與此同時，我的內心深處始終有一個小小的聲音在唱反調，苦苦懇求著我去追尋從小就不斷迸發的好奇心的火花：在普林斯頓大學學習物理學專業，因為這所大學可以說是現代物理學的殿堂。這是一種純粹的情感訴求，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不切實際，但我卻無法擺脫它的糾纏。不管四年後會發生什麼，我都無法想象在本科階段學習其他專業。
我內心的聲音並不是讓我堅定選擇學習物理學專業的唯一因素。儘管母親在美國的生活近乎窘迫，儘管自從我們抵達美國，她似乎每時每刻都在做卑微的工作，但她始終堅信，我對科學的熱情不能被忽視。多年的磨難並沒有改變她。她還是那個在我小時候就鼓勵我讀中外經典的知識分子，默默無聞，樸實無華，卻又異常堅毅，即使深陷似乎無法擺脫的貧困泥沼之中，也依然如故。父親也毫不猶豫地認同了我的選擇。其他人都無法理解這樣的支持，尤其是我們在帕西帕尼移民群體裡結交的朋友，他們認為我的決定純粹是在浪費大好機會。但對我來說，有父母的支持已經足夠。
如果我需要更多鼓勵，在大學校園裡就能找到，尤其是當我第一次走進物理報告廳的時候。報告廳寬敞而狹長，宛如一個洞穴，臺階逐級而下。曲線柔和的梁支撐著高高的天花板，令人心生敬畏。一排排堅固的實木長凳從我在門口的位置向下延伸到講臺。講臺就像一個等待表演者登場的舞臺，很快就會有教授站在那裡。牆上掛著一排黑板，比我在高中見過的所有黑板都要大得多，上面還殘留著前幾堂課留下的方程式痕跡。周圍的窗戶俯視著這一切，淡淡的自然光線照亮了整個教室。
我邁步走向一個空座位，心跳的節奏是步伐的兩倍。所有學生都自信滿滿，看上去都比我博學多識。他們或坐或站，自在放鬆地交談著，好像是在自己的地盤上一樣。最後，我終於找到一個空位，就在這時，教授出現了，報告廳裡頓時鴉雀無聲。
“歡迎來到‘物理105：高級力學’課。這門課要求很高，但對願意付出努力的人來說，也會非常有啟發性。”教授滿頭灰髮，顯然是匆匆梳理過，粗花呢外套就披在椅子上。他沉穩淡定，一派修為數十年的大師風範。
“我聽說有些學生把我的課叫作‘死亡力學’，”他笑著補充道，“我想這相當準確地概括了學生的流失率。”
我靠在座位上，緩緩吸了一口氣，感到既欣喜又焦慮。
“對歷史感興趣的人可能會知道，我們現在身處的帕爾默廳，就是愛因斯坦在校期間多次演講的場所。就是這個地方。”
什麼？我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身子。
“事實上，離這裡不遠就是高等研究院，位於愛因斯坦大道1號。據說這個地點是專門為他挑選的，因為他喜歡在周圍的樹林中漫步，思考那些需要獨處沉思的問題。”
我已經為學校的百年曆史和高聳的哥特式建築深深著迷，已經無比確信物理學是我正確的選擇，已經愛上了這裡，沒想到還有這樣的意外之喜。
周圍的一切讓我愈加著迷：教科書的書頁、腳下的磚塊和新鮮草坪的氣息；在坐滿學生的大教室裡，老師們懶洋洋地來回踱步，不時停下來，靠在講桌上漫不經心地仰起頭；他們穿毛衣的樣子，他們拿粉筆的姿勢；他們的每一句話無不蘊含著畢生的知識；儘管課程內容早已瞭然於胸，但他們講起課來總會雙眼放光。我一直覺得我的激情定義了我，但這些人真正活出了他們的激情，達到了我從未想象過的程度。
尤其令人難忘的是埃裡克·維斯喬斯（Eric Wieschaus）教授，他主持的遺傳學研討會讓大一新生接觸到了遺傳學領域的前沿技術。他是專家中的專家，但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語調。他說話時聲音柔和，甚至有些靦腆，卻永遠充滿激情。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出一絲精英主義的傲慢。他總是身穿寬鬆的格子襯衫，頭髮蓬鬆，鬍子濃密，看起來更像一個木匠，而不是科學家。他的言談舉止傳達了這樣一個信息：即使是最複雜的想法，也應該大方分享，而不是獨自佔有。在一個秋天的早晨，他進一步實現了自我超越。
“各位，我真的不想這樣，但恐怕今天的講座要提前30分鐘結束，呃，因為……嗯，我想你們中的一些人可能已經聽說了……”
一些學生緊張地對望了幾眼。
“我今天早上接到電話，克里斯汀·尼斯萊因-福爾哈德、愛德華·劉易斯和我……嗯，我們獲得了今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大家都驚喜地倒吸了一口氣，隨之而來的是一片寂靜。“哇！”一個學生喊道，打破了沉默，接著幾個學生鼓起掌來。頃刻之間，整個教室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和歡呼聲。
“快跟我們說說你們都做了什麼！”另一個聲音補充道，進一步緩和了緊張氣氛，大家都鬨堂大笑。
“你可以放心，這學期我一定會教你們的！”維斯喬斯靦腆地笑著回答。
全班同學發出頑皮的失望聲。“好吧，好吧。”他做出讓步，學生們的嘆息聲又變成了歡呼聲，“一切還要從我們對果蠅的異常表型進行編目說起。我們原本想借此找到與導致致命併發症的基因相關的例子，卻有了意外的收穫，並且意義重大。原來許多基因也存在於人類身上，而且可能導致各種疾病。”
“要知道，”他繼續說，“這個任務非常艱鉅。為了找到導致果蠅出生缺陷的一個非常非常小的子集，我們篩選了數千個基因。這並不是一個明智的職業選擇，尤其在那個年代。但怎麼說呢？年輕的時候就是無知者無畏。可以說是努力得到了應有的回報吧。”
還有當時名不見經傳的天體物理學家泰森教授，也就是後來享譽全球的尼爾·德格拉西·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張揚的教學風格加上標誌性的親和力，使得他的課程很有感染力。他當時剛被任命為海登天文館館長，每週都會從紐約坐火車來普林斯頓上課。他一走進教室，就會吸引所有人的目光。為了讓自己達到最舒適的教學狀態，他會進行頗具戲劇性的課前儀式：隆重地脫下外套，摘下領帶和手錶，把錢包從口袋裡掏出來放到桌子上，有時甚至把鞋也脫了。顯然，在與我們分享自己對天體物理學的痴迷時，他不希望受到一絲一毫的干擾。
最後一堂課尤其令人難忘。他把燈光調暗，投射出哈勃望遠鏡對遙遠宇宙進行深場成像的著名照片，用激昂的聲音為我們解說，那聲音彷彿是來自宇宙深處的呼喚。
“請大家深呼吸，讓這張圖片盪滌你的心靈。”他措辭嚴謹，語調輕柔，“那些微小的光點不是恆星，甚至不是恆星系統。它們是整個星系，成千上萬的星系，其規模之大，非我們渺小的大腦所能理解。但藉助哈勃望遠鏡這樣的工具，人類終於第一次瞥見了宇宙之宏大。我之所以在最後一堂課給大家看這張照片，就是希望你們能夠永遠銘記這種感受，永遠保持好奇心和勇氣，永遠願意追問那些看似不可能的問題。‘哈勃深場’的鏡面曝光，讓我們看到了答案有多麼美妙。”
兩個世界正在逐漸成形。一個是現實生活。在這裡，我時刻牽掛著母親的健康、我們家岌岌可危的財務狀況，以及我自己局外人的身份（儘管我越來越幸運）。另一個是普林斯頓大學，一個我只能用“智力天堂”來形容的地方。
而在這兩個世界之間架起橋樑的是薩貝拉先生和瓊。高中畢業後，我開始像對待其他朋友一樣對待他們（但母親堅持用“大鬍子數學老師”這個親切又正式的暱稱來稱呼薩貝拉先生）。在我認識的成年人中，只有薩貝拉先生和瓊兩個人真正經歷過美國的大學生活。所以，在我最初笨頭笨腦地適應大學生活時，他們成了我寶貴的知己。我們每週都會通電話，而每次去他們家做客，我都感覺是從現實中得到了解脫——雖然我很喜歡自己的新生活，但也經常感到難以招架。薩貝拉家的孩子們長得很快，最大的已經十幾歲了。他們全家人似乎都喜歡拿我的粗心大意開玩笑，尤其喜歡調侃說就算天氣再冷，我也不記得戴手套，還有就是我穿的襪子經常是不成對的。我們定期通電話，我也經常去他們家做客，一起談天說地。他們是我在美國最早的榜樣。他們為人謙和，關心社區，而且永遠懷有善良之心。
雖然我努力遊走於兩個世界，但大一還沒結束，它們就互相碰撞了。母親的頑疾至今沒有明確的診斷結果，多年來不斷惡化，現在已經危及生命。沒過多久，我就瞭解到，原來早在我出生時，父母就已經預料到了這樣的命運，但他們至今仍無法解決。現在，他們似乎已經別無選擇。是時候讓我瞭解真相了。
母親十幾歲時就患有風溼熱，這個病悄無聲息地侵蝕著她的心臟瓣膜組織。由於風溼熱長時間反覆發作，母親的心血管狀況在她成年後不斷惡化。醫生甚至警告說，生孩子（也就是我）對她來說太危險了，從醫學角度來說是不可取的。這個細節讓我感到既溫暖又心痛：她的叛逆精神已經帶給我太多，現在竟然連我的生命都是她的叛逆所賜。她之前出現的是慢性病徵，雖然很麻煩，但還可以正常生活，然而現在病情卻急轉直下，最終可能威脅到生命安全。如果不做手術，每一天都可能是她生命的最後一天。
“這真讓人難過。”薩貝拉先生的語氣中帶著一絲脆弱。我很少聽到他這樣說話。
“我們該怎麼辦？醫生說只有做手術，她才能保住性命。”
電話那頭沉默了片刻，我的心瞬間沉了下去。就連他也沒有答案。
“……我真希望我知道，飛飛。”
一陣恐慌向我襲來。
一幅不敢想象的畫面悄然出現在我的腦海中：沒有母親的生活。這個畫面黑暗至極，讓我瞬間失去了方向，完全不知道該如何應對。我的恐懼純粹而原始，無形中帶來冰冷的壓迫，讓我喘不過氣來。它潛入我的胃裡，在我體內越走越深。我被一種完全沒有準備好承受的孤獨感吞噬了。
更糟糕的是，我們既要面對母親嚴重的病情，又不得不考慮家裡窘迫的經濟狀況（承認這種矛盾的存在，讓我感覺很奇怪）。這幾年我們精打細算，把工資都存了起來，原本以為已經積攢了一筆不小的資金，結果發現手術費用比我們支票賬戶上的錢至少多了一個零。我們迫切想知道可選的方案，卻可能面臨沒有任何選擇。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越發認識到，單是術後檢查和康復的費用就可能使我們破產。
我滿腦子想的都是沒有母親以後，家裡會變成什麼樣子。雖然她的收入微薄，但我們還能勉強維持生計，而如果她不工作，我們將難以為繼。雖然父親性格溫和友好，但他似乎天生缺乏承擔家庭義務的意識。他一直是個孩子，從未真正成長，需要母親的嚴肅和務實來加以平衡。而此時，我偏偏正在普林斯頓大學學習物理學。一張張多米諾骨牌即將倒下。我根本無法想象塵埃落定後，生活將是什麼樣子。
好在天無絕人之路。雖然薩貝拉先生無從解決手術費用問題，但幾周後，他在跟一位同事聊天時提到了我家的情況。這個同事是我高中的美術老師，他的一位鄰居知道有家名叫德博拉心肺中心的護理機構，不僅擅長做母親所需的手術，還為低收入家庭提供量身定製的補貼項目。而這家機構恰好位於普林斯頓大學附近。
我立刻拿起電話諮詢，雖然要在父母和前臺接待員之間擔任翻譯的角色，但心情依然熱切。我很快就意識到，這家機構真的可以幫我們。他們不僅可以提供手術，似乎還可以為我們提供全額補貼。我連聲道謝，用顫抖的手掛了電話。
手術恰好安排在我第一學期的期末考試期間。多虧了普林斯頓大學的榮譽守則，我得以在德博拉心肺中心參加考試。我就坐在手術室消毒區的外面，在手術過程中和術後充當翻譯。
不得不說，在等待的過程中，能分散一下注意力也是件好事。這是個微創手術，所以我們不用過於擔心母親無法甦醒過來，但醫院也表示，她的預後將取決於手術的結果。萬一手術效果不盡如人意，我們也沒有備選計劃可言。我們只有這一次機會，去創造一個可以承受的未來。現在，我們出發了。
考試結束後，我看到父親在大廳裡來回踱步。我開始思考我們在美國的處境。去年是我們的幸運之年，但這種表象掩蓋了一個真相：我們在這裡是一無所有的漂泊者。我不知道當這一連串的幸運走到盡頭，等待我們的將是什麼。我們暫時停留在懸崖邊上，雖未墜落，但朝不保夕。在這一切的背後，是一個極其簡單而深刻的事實：我還沒有準備好與母親道別。真希望還能有更多考試來轉移自己的注意力。
最後，醫生走了出來，示意我們和他一起坐在長椅上。
“我們要討論的事項很多，但先說最重要的：手術很成功。”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這是母親手術那天我第一次完整地呼吸。雖然我跟醫生的大部分對話父親都聽不懂，但還沒等我翻譯，他就已經從我的肢體語言中知道了結果。我能感覺到他也如釋重負。
“她還能再活很多年，但前提是她從現在開始必須把健康放在首位。”
“好的，好的，當然。”我回答道，聲音依然微弱，上氣不接下氣，“她該怎麼做呢？”
“像她這種情況，壓力是最大的敵人，無論是精神上的還是身體上的。所以，先說第一件事：她現在有工作嗎？”
“是的，有份全職工作。”我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醫生的表情變得嚴肅起來。
“這種情況不能繼續下去了。她最多隻能做做兼職，就算是兼職，也得格外小心。你必須明白，這個手術確實幫了大忙，但從根本上說，她的心臟還是有問題，而且非常脆弱。她一定不能過度勞累。”
在感激之餘，我不禁感到一陣失望。當然，這不是對醫生的不滿——他是好意，而且我毫不懷疑他的建議從醫學角度來說是正確的。但我還是感到沮喪。
“我明白，但要多久不能工作呢？”我問。
醫生停頓了一會兒，突然意識到我們兩個人的期望之間存在巨大差距。
“她這輩子都不能再工作了，飛飛。”
兩週後，母親迴歸了她的全職工作。
我毫不懷疑，以母親叛逆的性格，當又有一條新的禁令可以蔑視時，她會很高興，但把現實生活浪漫化沒有任何意義。我們家好事多阻、前景未卜，再加上母親比以前更強烈地堅持讓我留在普林斯頓大學，所以她別無選擇，只能繼續工作，同時每天承擔著健康風險。她和父親已經付出太多，冒了太多風險。對他們來說，現在無論代價有多大，都不能放棄。
值得慶幸的是，手術確實改善了她的身體狀況。她比以前更有精力了，似乎也基本擺脫了困擾她多年的胸痛。僅僅幾周後，我就發現週末回家時再也沒有看到她大口喘氣的樣子。儘管如此，安於現狀肯定是不行的。但只要涉及我的教育，就沒有任何商量餘地，所以只能在其他方面想辦法。
母親手術後不久，我們就提起了這個話題。我從學校回到家，全家人圍坐在剛到美國時從路邊撿來的二手餐桌旁——多年來，我們在這張餐桌旁進行了無數次談話和爭吵，我也在寫作業的間隙和父親一起在餐桌上準備了無數次飯菜。
“飛飛，你也知道，在禮品店上完一天班對我來說越來越難了。是時候做出改變了。”
“什麼樣的改變？”我問道。
“我們需要更好的生存方式。不能總靠別人。我們想自己做點兒小生意。”
這種想法乍一聽很荒謬，但我們越討論越覺得合理。這麼多年，我們疲於被動地應對問題，給別人打工，現在很渴望站起來，自己把握主動。相對於母親高額的手術費用，我們手裡的這點兒錢可能微不足道，但拿來做生意還是有希望成功的。而且我們還能向在新澤西結識的移民朋友借些錢，前提是我們至少能給他們帶來一點兒回報。這一次，我們是主動出擊的一方。我們先是想到了開雜貨店，專門售賣我們經常驅車數英里才能找到的中國食品和配料。這是一個明智的計劃，因為我們知道許多移民同胞都面臨著同樣的挑戰，但對我們家來說，開一家繁忙的雜貨店是一把雙刃劍，因為母親身患疾病，而父親好像無法長時間集中精力工作。此外，進貨的時間要求很高，一般都要在凌晨，而新澤西州的冬天氣溫會降至冰點，寒冷是母親病情加重的主要誘因，單是天氣問題就足以把開雜貨店的選項一票否決。
我們繼續在分類廣告中搜索。餐館？像父親工作過的那種修理店？像母親工作的禮品店？大多數選項都有類似的利弊權衡。終於，在接近頁底的地方出現了一個答案，正是眾裡尋他千百度——當地的一家乾洗店正在出售，我們越想越覺得完美。
我們想象著，如果開乾洗店，就可以在合適的時間開門和關門，讓母親免受冬天惡劣天氣的困擾。乾洗本質上是機械操作，主要依賴鍋爐、熨燙機和傳送帶等設備，所以父親在機械方面的天賦可能也會派上用場。而且，高峰期通常出現在週末，我正好可以在店裡助一臂之力。乾洗店幾乎滿足了我們能想到的所有條件——除了我們三個人都沒有任何經營經驗。
當然，還要考慮轉讓價格的問題，畢竟這不是兒戲：10萬美元。不過，只要稍加籌劃，即便這樣的障礙似乎也是可以克服的。雖然我們的積蓄還不到2萬美元，只夠支付一小部分，但我們可以以此為基礎，多方籌借。多年來，我們不僅攢了點兒錢，還建立了自己的人際關係網，包括朋友、鄰居和僱主，其中很多人都是父親早年在中國結識的移民同胞。經過一番努力，我們終於湊到了近8萬美元。光是本金感覺都要花上幾個世紀的時間來償還，更不用說利息了，但不管怎麼說，我們已經有所進展。
遺憾的是，這次的運氣註定不會長久。我們的確籌集到了相當可觀的資金，尤其是對我們這樣的家庭來說，但這仍然不足以進行談判。我們的計劃因此擱淺了。幾周之後，這個想法開始從我們的腦海中淡去。當然，學業佔據了我的大部分時間，而父母的日常工作也讓他們忙得不可開交。母親決定再忍耐一段時間。
大約又過了一個月，薩貝拉先生有一天提出週末接我回家。這並不奇怪，因為我週末回家的時候，偶爾也會跟他的家人住在一起。但那天，從我坐上他的斯巴魯車的那一刻起，我們的聊天就感覺有些奇怪。他似乎想說什麼很重要的事情，但又不知道該如何表達。他一談到重要的話題就總是顧左右而言他，無法切入正題，好像在求著我從他嘴裡把秘密拽出來。
“是這樣的，我……那天晚上我和瓊談了一下。我和她談了，嗯，我們討論了一些事情，然後……”
“然後呢？”我問道。
“嗯，我只是……我沒想到她會這麼慷慨。她……你知道她對這一切一直都很慷慨。我……”
我完全不知道他後面要說什麼。
“你看，她和我，呃，我們決定……”
“薩貝拉先生，我不明白你——”
“我是想告訴你，買乾洗店還差的那部分錢，我們會借給你！”
我和薩貝拉先生一直喜歡用言語來溝通，我們會高談闊論，有時甚至還會唇槍舌劍一番（當然沒有惡意）。但此時此刻，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
“科恩先生！您好！您的夾克已經好了！”
顧客聽了哈哈大笑，既驚訝又開心。“你還記得我！”他的表情就像在看舞臺上的魔術表演，“我不知道你是怎麼做到的。”他一邊說，一邊在錢包裡翻找認領票。母親也報以微笑，與他的熱情相得益彰。這是她的另一面，我很少看到，或許從來沒有看到過。距離她的手術過去了快半年的時間，這一幕對我來說格外動人。
科恩先生並不知道，母親已經在心裡記下了他開的那輛深藍色大眾帕薩特，一看到那輛車駛進停車場，她就會把他的夾克迅速整理好。“科恩先生！灰色夾克！”她喊道，我就在開門的叮噹聲響之前，趕緊找出衣服遞給她（如果科恩先生知道這一切，也一定會覺得驚喜）。對我們的顧客來說，我們就好像有千里眼。母親出生在一個國民黨家庭，她的出身屬於敵對的陣營，因而一直戴著精神枷鎖做人。而現在，她在這新澤西州的乾洗店裡變得春風撲面、笑口常開。
然而，乾洗店剛開張時並非一帆風順，我們犯了很多錯誤，因為混淆顧客和損壞衣物賠付的錢比我們收入的還多。來店的顧客總是匆匆忙忙，但缺乏經驗的我們行動緩慢，效率很低，經常讓他們失去耐心。我們還經常跟隔壁的餐館因為停車場的問題發生爭執。最後，我們（更準確地說是我）完成了乾洗店的“成人禮”——洗壞了一件羊絨毛衣，這也是我們賠償最多的一次。
不過，最終我們還是找到了節奏。隨著業務逐漸穩定下來，我們也從最初的小心翼翼變得熟練起來，動作連貫、從容不迫，甚至還有一絲節奏感。我們的顧客也注意到了。越來越多的人成為這裡的常客，尤其是那些每天往返於郊區住所和市區辦公室的年輕職員。我們非常幸運（不過我們在很久以後才意識到這一點），在正確的時間選擇了正確的地點：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經濟蓬勃發展，而我們的店恰好位於連接帕西帕尼和曼哈頓下城的公交車站對面。
我想起了薩貝拉夫婦。雖然他們自己的工資並不高，孩子們也快上大學了，但他們還是借給我們好幾萬美元，沒有別的原因，就是希望看到我們家繼續生存下去。這是一種我難以想象的慷慨，而一想到如果生意失敗、讓他們失望，我就覺得難以承受。正因為如此，乾洗店開始穩定下來的跡象更加令我歡欣鼓舞。按照目前的發展態勢，也許我們還錢的速度會超過地殼運動的速度。
最讓我振奮的是，我看到了多年來未曾見到的東西：父母變得自信、自在了。他們不是在疲於應對，也不是在掙扎生存，而是真的有所作為。他們成了社會的一分子，每天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做出貢獻。我看到了他們的創造力和聰明才智，以及對勤奮工作的渴望（至少從母親身上看到了）。
讓人感到驚喜的，還不僅僅是母親讓人如沐春風的服務態度。她發現，雖然乾洗行業本身利潤微薄，但改衣業務卻是有利可圖的。於是她開始為顧客提供改衣服務，儘管她自己幾乎沒有任何經驗。我們還在成都的時候，她曾給我做過衣服，從中學到了一些最基本的縫紉技巧。現在，她把自己的業餘愛好變成了職業，在工作中勤學苦練。她的付出得到了回報。最早的一批顧客基本上是把自己的衣服交給了一個完全業餘的人，但他們毫無覺察。她很快就在不知不覺中掌握了改衣技能。她頭腦冷靜、有條不紊地糾正最開始犯的錯誤，在一年內就贏得了回頭客和持久的忠誠。
父親也想辦法貢獻了自己的力量。乾洗店裡機器很多，對他來說簡直就像個遊樂場，他慢慢養成了定期維修鍋爐、熨燙機、衣物輸送機和乾洗機的習慣。久而久之，他對修理的熱情給店裡節省了數千美元的維修費用。他甚至變得越來越有創造力，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他在整個店裡安裝了一個由電線和鉤子組成的網，然後在上面種了常春藤和其他各類攀緣植物。乾洗店裡意外地變得鬱鬱蔥蔥，這既滿足了父親對自然的熱愛，也讓顧客感到賞心悅目。
有些時刻，我不得不退到一旁，靜靜地觀察父母。他們倆就是在中國陪伴我長大的人：精神堅毅、足智多謀、令人過目難忘。我已經很久沒有見過真實的他們了。能見證他們的迴歸，我倍感自豪。
我的大學生活經歷和大多數美國大學生並不相同，其中最明顯的區別就是我需要每週回家幫忙。再加上我的個性依然保守，喜歡獨來獨往，所以除了學習，其他事都讓我覺得困難重重。還有一個因素，就是我始終覺得很難融入同齡人中；語言上的差距、文化上的差異，當然還有巨大的階級鴻溝，都加劇了這種隔閡感。
我發現這種鴻溝常常體現在一些表面現象或者微不足道的小事上。舉個例子，俗話說“補鞋匠的孩子沒鞋穿”，我們家新開的乾洗店並沒有擴大我的衣櫥選擇範圍，但至少這個問題可以解決：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都很有錢，所以在這裡上學的一個好處就是，宿舍的洗衣房裡堆滿了被丟棄的衣服。我依靠二手衣服度過了高中時光，現在，二手衣服也成為我大學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還有一些鴻溝無法輕易彌合。我從來沒有加入過學校著名的美食俱樂部，也從來沒有體驗過許多常春藤盟校學生似乎與生俱來的社交本能。回想起來，我好像連一次派對都沒有參加過。最終，即使我進入了這個令人嚮往的地方，也無法改變一個事實：我來自一個同齡人難以理解的世界。當然，我也同樣難以理解他們的世界。
不過，這種相對封閉的生活自有好處。由於身上還揹負著家庭責任，我的空閒時間本來就不多，所以沒有理由再讓其他任何事情影響我豐富的學習生活。每過一天，我就距離大學生活結束更近一步，我無法忍受因為錯過學習寶貴知識的機會而深深懊悔，所以我儘可能把學習日程安排得滿滿當當。我在公告板上搜尋講座和研討會的廣告，從圖書館借閱成堆的書，讓自己沉浸在數學和物理學的知識海洋中。
我甚至養成了每週五參加高等研究院員工下午茶的習慣。雖然我跟高等研究院沒什麼關係，但這個下午茶活動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閉門研討會。有時，我會遇到一些研究生，可以一起討論學業。但我真正渴望的是一種真切的置身其中的感覺，能夠在偉大的思想中漫遊（正是這些思想讓這裡成為科學家們嚮往的傳奇之地），哪怕只是偶爾親耳聆聽他們談話的片段。
有時，當人群散開時，我會在無意間瞥見約翰·惠勒（John Wheeler）這樣的物理學先驅，或者愛德華·威滕（Edward Witten）這樣的前沿弦理論研究者。這是我夢寐以求的時刻。讓我感到更加不真實的是，此刻的場景是那麼平淡無奇：各個領域的巨匠們繞著樓梯閒庭信步，擺弄茶歇點心時伸手拿餐巾，閒聊時不時地點頭。巨匠們就存在於和我的生活一樣平凡的生活之中。
到了大二，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儘管我對物理學的熱愛絲毫未減，但我發現自己在思考，從宏大敘事的角度來看，這門學科對我來說意味著什麼。我的信念似乎開始逐漸動搖。我想知道真正激勵我的是物理學本身，還是推動物理學發展的精神——這種精神激勵著歷史上最聰明的一群人對我們的世界提出如此大膽的問題。我努力追隨他們的腳步，去揭示一些未知的真相，但我已經不再確定那將是怎樣的真相。
在此期間，我還在不斷閱讀。我對那些吸引我的偉大思想背後的人物越來越感興趣。我如飢似渴地讀著愛因斯坦、費曼和玻爾等思想家的傳記，像學習學校的課程一樣認真研究他們的個人歷史。當我瞭解到他們對亞原子粒子和自然常數的濃厚興趣時，我也開始注意到一種模式。這種模式非常奇特，在諸多思想家身上不斷重複出現，出奇地相似。
我發現，到了職業生涯晚期，物理學界最偉大的人物竟然不約而同地對生命本身的奧秘產生了興趣，甚至突然開始正式研究生物學。薛定諤是我最喜歡的例子之一。他的整個職業生涯都走在20世紀量子力學的最前沿，然而他卻在那本短小精悍的《生命是什麼》一書中探究了遺傳學和生物體的行為，甚至研究了生物的倫理意義。這本書對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通過更有機的視角探索世界的想法令我深深著迷。多年來，我一直在追尋物理學的足跡，探索宇宙的最深處，但突然間，物理學的軌跡又回到了自己身上，引領我第一次向內看——看向活生生的軀體、跳動的心臟和躁動不安的心靈。
我的閱讀清單越來越五花八門，無所不包。我沉浸在侯世達（Douglas Richard Hofstadter）所寫的《哥德爾、艾舍爾、巴赫：集異璧之大成》中，也被羅傑·彭羅斯（Roger Penrose）的《皇帝新腦》的廣度和深度所吸引。就這兩本書而言，挑戰我的不僅僅是其思想之精闢、智慧之高深，還有它們之間豐富的聯繫。它們挖掘了人類上千年來對理解心智的渴望，實際上，是對理解智慧本身的渴望，比我以前所接觸的抽象領域更深入，同時又保持了明確無誤的人文主義主線。這些書真正體現了科學的美德是嚴格細緻、以假設為導向，但又不失浪漫和敬畏。事實上，對我這樣的讀者來說，他們嚴謹的方法極大地增強了我的驚歎之情。
更重要的是，正是從這兩本書中，我首次接觸到了“用離散的數學術語來理解心智”這一觀點。它們都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從本質上說，對智慧的全面描述揭示的不是魔法，而是一種過程，是規則和原則的運作。這些規則和原則在可測量的量上，以可理解甚至可預測的方式發揮作用。換句話說，它們為我揭示了計算所包含的哲學意義。
直到上了大學，我才知道許多同齡人都是與計算機一同長大的。他們的身份是由“臥室黑客”的原型塑造的——整天熬夜，周身永遠包裹著藍色的光芒。他們不斷學習、探索、實驗。他們在孩提時代使用BASIC等計算機語言製作視頻遊戲，在青少年時期上編程課，在互聯網上找到志同道合的社區。對他們來說，計算機不僅僅是愛好和理想，更是發揮創造力的無限機會。在進入普林斯頓大學時，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精通編程技術。
在上大學前的大部分時間裡，我與計算機的接觸並不多，只是將其當作工具而已。父親利用他在個人計算機倉庫短暫工作的機會，為我組裝了一套臺式機，作為我上大學的禮物。但對我來說，這臺計算機只不過是寫論文或訪問早期互聯網的工具，就像是我高中用的圖形計算器的升級版。
然而，隨著學習的深入，我開始意識到計算機的價值還不止於此。計算機不僅能幫我們解碼思維的本質，還能幫我們建立思維模型。從本質上看，隨著模型在細節和精確度上的不斷改進，隨著我們的智能被機器進一步映射、解構甚至模擬，模型可以體現人類智慧。曾被我視為硬件設備的計算機，現在成為我尋求理解的盟友。這個曾讓早期的人工智能先驅們（雖然我還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但他們很快就會成為我崇拜的對象）無比著迷的概念，現在也抓住了我的心。下個季度伊始，我報名參加了自己的第一門計算機科學課程。
物理學為我學習計算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開始學習一門新的語言—— 一種簡稱為C的編程語言。與英語不同，C語言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賦予我力量。它的清晰度和精確度都堪稱完美，讓我能夠以複雜、抽象的方式進行計算，而且計算規模之大是我以前無法想象的。我想起在從中國飛往美國的航班上，為了讓我振作精神，母親對我說：“學習一門新語言，就像打開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門。”在最初掙扎著學習英語的那幾年裡，我並不認同她的觀點。但隨著我對計算機科學的深入研究，她的話引起了我更多共鳴。
在這期間，一個機會出現了——我立刻意識到這可能會改變我的一生。
“薩貝拉先生，你不會相信今天發生了什麼。一位同學告訴我，今年夏天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進行了一項實驗。我還不知道所有的細節，但這個實驗涉及神經科學、生物學還有視覺的工作原理。你知道，涉及大腦內部的事情。”
“哇，正合你的胃口，是吧？”
幾周以來，我像著了魔似的一直在聊這件事。薩貝拉先生自然知道我對這個消息的興奮程度。
“是啊！但最讓我興奮的是，他說他們需要一個助理，而且他們更傾向於選一個沒有太多經驗的本科生。”
“等等，你的意思是——”
“我想今年夏天我要去伯克利了！”
無論是對受過訓練還是沒有受過訓練的觀察者來說，20世紀90年代早期無疑都象徵著一個全新時代的來臨。辛頓的反向傳播技術似乎為神經網絡提供了最後一塊拼圖，而楊立昆在手寫數字識別方面的成功，則為算法在現實世界中的應用提供了無懈可擊的驗證。一種近乎神奇的工程範式已經到來，在這種範式中，類似人類的有機感知可以像數據庫或文件服務器一樣被精心設計出來。但是，麻煩再一次顯露端倪。剛剛起步的人工智能領域很快就會發現，充滿了失敗嘗試和希望破滅的日子尚未結束。
雖然楊立昆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機器學習的理論與實踐之間卻存在著偏差。儘管神經網絡的潛力顯而易見，但除了在識別郵政編碼方面取得成功，它在其他場景中的應用很快就陷入困境。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儘管在白板上繪製的算法在概念上非常優雅，但就算是很簡單的實現，所需的計算量也非常驚人，甚至遠遠超出大多數企業和政府的能力範圍。此外，數字數據的可用性也是令人擔憂的問題。在當時，數字數據相對稀缺，尤其是圖像、視頻、音頻等感知數據。當時大部分數據都是碎片化的獨家數據，而且存儲於私人服務器中，編目不統一。無論神經網絡註定要實現什麼目標，很明顯，此時時機還不成熟。
不久之後，“人工智能寒冬”來臨，研究界失去了方向和支撐，進入了一個漫長的低迷期。甚至有人認為“人工智能”這個詞本身過於寬泛，是一種妄想。人工智能的能力被淡化，研究人員轉向了更加狹隘的領域，如決策、模式識別和自然語言處理（旨在理解人類的語言和文字）。“人工智能”似乎註定只是科幻小說家的沃土，而不是學者的領域。就像物理學的發展史會隨著發現的大幅度起伏而呈現出正弦曲線一樣，人工智能的發展也充滿了起起伏伏。
楊立昆和辛頓都是先驅，這一點毋庸置疑。但他們能否在活著的時候見證自己的想法改變世界，還是個未知數。兩人都繼續專注於研究，與此同時，世界仍在不斷向前，找尋著更簡單、更高效、更節省人力的解決方案。簡單來說，神經網絡是個很好的概念，只是生不逢時。
“我們代表美國航空公司和全體機組人員，歡迎您來到加州！現在是當地時間下午3點46分，室外氣溫21攝氏度，晴空萬里，非常舒適。我們準備在奧克蘭國際機場降落，請您收起小桌板，繫好安全帶。”
我是獨自完成在美國國內的第一次旅行的。我對自己笑了笑，因為我突然意識到，對我來說，擴音器裡的聲音對我來說不再是陌生的外語了。
抵達加州，令人興奮，但當時做出這個決定並不容易。父母仍然需要依靠我的幫助才能順利經營幹洗店，而我要去美國的另一端生活八週。我們不知道該如何應對這個局面。然而，母親還是一如既往地堅持讓我去。
我的一位研究員同事來到機場接我。我們直接去了實驗室，打算等有時間了再討論住宿和其他實際問題。現在，他似乎也和我一樣，迫不及待地想投入研究中。
“你從哪裡來？你的背景是什麼？”他問道。
“我在普林斯頓學物理。”我回答道，覺得自己有點兒格格不入。我學的不是神經科學，甚至也不是生物學，我突然開始擔心團隊會不會接受我。
“不錯。我學的是電氣工程。對了，我叫加勒特。”
電氣工程？真的嗎？所以我不是唯一一個來自其他領域的人？
“等等，你是說你也沒有生物學背景？”
“沒有啊。這就是這個項目的魅力所在。我們不是要直接去研究大腦，至少不是從生物學的角度出發。”
我很困惑，但也充滿了好奇。
“我們是通過計算進行研究。”
正如加勒特跟我解釋的那樣，我們的項目基於休伯爾和威塞爾有關哺乳動物視覺皮質的開創性工作，希望可以取得突破性的進展。我們按照原實驗的方法，在貓的眼前投射圖像，然後分析其神經元反應。不過，由於技術上的巨大進步，我們可以開展更加深入的研究。我們投射的不再是孤立的線段，而是全動態視頻片段。我們也不僅僅研究視頻激發的大腦活動，而是嘗試從內部重構引起大腦活動的圖像。
對我來說，這段經歷之所以如此獨特，是因為當時的環境。實驗室剛成立不久，由一位年輕的助理教授負責管理，而我和另一位本科生與博士後加勒特一起擔任輔助角色。雖然這個項目人手不夠、資金不足，但也難得地沒有受到過多的限制。因此，我在資歷遠遠不夠的情況下承擔起了一名研究科學家的責任，這一切都令我感到興奮。我的工作包括從零開始搭建實驗儀器：研究硬件設備、尋找合適的電極、選購放大器和揚聲器（以便聽取它們的輸出），然後把所有東西從頭到尾組裝到一起。工作節奏很快，經常會有壓力，但從不枯燥。
然而，知識探索並不是我生活的全部。
“呃，飛飛？”實驗室的電話響了，加勒特用熟悉的語調叫了我的名字，“我覺得是你……媽媽？”他低聲說，一隻手捂著聽筒。
“謝謝。”我接過電話。
“嗨，媽媽。”我切換成普通話輕聲說道，“嗯？對，她想知道——不是，媽媽，我的意思是——不是，不是……”
於是，我再次在電話中接待了一位身處北美大陸另一頭的顧客。
“讓她接電話，好嗎？好，謝謝。”
“你好，羅素太太。”我又切換成英語，“聽起來您很擔心亞麻布的問題？是的。是的，沒錯。應該沒問題。讓我媽媽接電話吧，我告訴她。謝謝您，您也是。”
如果說我曾經擔心這次的西海岸冒險會讓我忘乎所以，那麼這樣的時刻總能讓這種擔憂煙消雲散。我不得不隨時放下手頭的一切工作，去跟客戶保證他們的衣物不會縮水。這可以幫助我保持腳踏實地的狀態。
即便是在移動設備、宇宙飛船和粒子加速器等各種先進設備飛速發展的時代，大腦仍然是已知宇宙中最複雜的物體。它超越功能最強大的超級計算機，而一切活動都發生在以立方英寸為單位計算的微小空間內，能量來源只不過是我們每天消耗的卡路里的一小部分。當我們窺探大腦的褶皺時，會更加感嘆這個器官的神奇。
儘管構成大腦大部分結構的神經元相對簡單，但大腦也許是最能充分詮釋“量變引起質變”這一公理的例子。當神經元以千億計的數量級複製，當它們之間的連接達到10的11次方時，質變就發生了。物質變成了思維，產生了愛、喜悅、悲傷、憤怒、恐懼和歡笑，也造就了我們在科學、藝術、音樂和數學等方面的能力。
有了大腦，我們可以辨別顏色，一些人成為藝術家，一些人成為評論家，還有數十億人成為鑑賞家。大腦的灰質不僅可以解讀聽覺振動，還可以喚起創作歌曲的靈感，珍惜聆聽音樂的體驗，甚至回憶起跟朋友第一次在收音機上聽到一首歌時的場景，記憶的細節之清晰，銘心刻骨。這一奇特的解剖結構完全由有機化合物組成，終生被困在頭骨的黑暗之匣中。正是因為大腦，我們所珍視的一切生命體驗才成為可能。
以前從未接觸過神經科學的我被大腦的奧妙深深吸引，無法自解。如此微不足道的成分怎麼會產生如此深奧的事物？這個問題深深地衝擊著我，滲透到實驗室工作的方方面面，讓原本複雜、乏味的工作變得令人振奮。
具體來說，我們的研究目標是通過一個看似簡單明瞭的問題來探索感官信息的處理方式：如果給一隻貓播放一連串精確控制的視覺刺激（我們播放的是簡短的自然風景片段），我們是否能夠只利用貓大腦中檢測到的信號來重建這些片段？
為了找到答案，我們將目光投向了視覺皮質中被稱為“外側膝狀體核”（lateral geniculate nucleus，LGN）的部分。外側膝狀體核是視神經和大腦內更高層次處理過程之間的中轉站，研究發現，它能夠影響視野內注意力的集中，並跟蹤刺激隨時間的變化。在我們的實驗中，外側膝狀體核還提供了一組可訪問的神經元，我們可以將其與視網膜的相應區域聯繫起來。換句話說，外側膝狀體核位於眼睛感知和大腦理解之間，我們的目標是解碼在其中傳遞的信號。
不管怎麼說，理論上是如此。然而，實際情況更為複雜。舉個例子，能夠探測大腦皮質的電極非常薄，只有微米數量級，相當於一根頭髮絲的大小。為了將電極精準地置入貓的大腦中，我們依靠一種機械輔助裝置，緩慢而準確地進行操作。電極的輸出端連接了一個放大器，將原始電信號轉換成可聽的形式，並通過揚聲器播放出來。然後，我們將數據輸入一臺運行專門信號處理軟件的計算機，進行後期分析。慢慢地，一切都準備就緒。最後，在經歷了一系列的構建、驗證和再驗證後，一個出奇精密的儀器終於可以運行了。我們調暗燈光，打開投影儀，連接電極。
“大家都準備好了嗎？三…… 二……”
直到現在，接下來的經歷仍然難以用語言表達。
“……一。”
隨著開關的撥動，擴音器裡傳出一陣噼裡啪啦的聲音。剛開始是一片混亂，甚至有點兒嚇人，但這些噪聲逐漸呈現出微弱的秩序感，尤其是當我們能夠將屏幕上的圖像與聽到的聲音聯繫起來時，我們開始聽到一種有節奏的嗖嗖聲，這種節奏很快就變得清晰可辨。我們常常一聽就是幾個小時，中間稍微調節投影的視覺效果，全程密切關注聲音的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模式開始浮現出來，每個看似統一的神經元群都顯示出了獨特的音調和特徵。我們手頭有很多數字工具，從這一點來說，這種程度的實驗似乎並無必要。但它幫我們訓練了耳朵，培養了直覺，讓我們跟研究建立了深刻的聯繫（是動手實驗，而不是單純的分析）。這感覺就像純粹的科學。
當結果逐漸顯現時，我們的興奮之情溢於言表。令人驚訝的是（至少對我來說），我們的方法真的奏效了。通過運用一些信號處理技巧，我們成功重建了在貓眼前投射的視頻（儘管稍顯模糊），而這一切只不過是利用了在貓的大腦中截取的信號。當然，任何實驗都存在許多侷限，但我們對視覺神經元如何對刺激做出反應有了真正的、功能性的理解。我們記錄了整個實驗過程，將結果製成表格，並提交了一份草案供同行評議。不到兩年，我們的研究成果就在《神經科學雜誌》上發表了。對一個新手團隊來說，這相當不錯。
除了第一次接觸真正的科學所帶來的興奮，伯克利還幫助我從全新的角度看待普林斯頓大學。家裡的生活很規律，每天在大學上課，週末在乾洗店幫忙，幾乎沒什麼其他事情。當然，我對此很滿足；我知道父母為我做出的犧牲，而我把自己的學生生涯看作一份極好的禮物。但我心裡也清楚，終有一天，我將把我的激情擱置一旁（也許要永遠擱置），去做一些實際的事情，比如從事醫學或金融這類職業。家是我朝著這個方向一點一點努力的地方。在那裡，我依然覺得自己是個移民。
相比之下，伯克利就像是另一個現實世界。每天去實驗室就像穿行於一個光怪陸離的世界，從近乎持續不斷的抗議活動，到偶爾出現的傳說中的“裸男”——20世紀90年代末校園生活中令人喜愛的叛逆人物——都昭示著這裡的一切都有所不同，包括我自己。在這裡，我不再感覺自己是個移民。我沒有被孤立的感覺。我甚至不覺得自己貧窮。我只覺得自己是個科學家。
最重要的是，我在這裡第一次閃現了一些想法，而這些想法很快就會讓我以前所有的痴迷相形見絀。雖然物理學的研究領域是整個自然宇宙，從普朗克尺度到超星系團，但很難想象還有比我們所研究的領域更令人興奮的思想樂園。不知何故，智慧的奧秘總是讓我感覺更加廣闊，也更加親切。因此，儘管首次參與這樣的項目讓沒有任何實驗室經驗的我承受了繁重的任務和巨大的壓力，但我從未感到疲倦。每天走出實驗室時，天早就黑了。但每次穿過伯克利的街道回到宿舍，我都精神煥發。我只感到全身心滿足。
雖然實驗只持續了一個暑假，但再次回到普林斯頓大學，我已脫胎換骨。物理學是我最初的痴迷，但我開始意識到，物理學的魅力並不在於方程式，甚至也不在於概念，而在於對其象徵意義的追逐和探索。我現在清楚地知道，我熱愛研究，我能感覺到那種激情。每當我打開螺旋裝訂的筆記本記下想法時，每當我聽到記號筆修改方程式發出的吱吱聲時，每當我啟動實驗室的計算機進行運算、風扇呼呼作響時，一種新發現的熱情就會湧上心頭。
孩童時期，每當我和父親發現一隻從未見過的蝴蝶，或偶然發現一種新品種的竹節蟲，我就會有這種感覺，而現在的研究工作觸發了我小時候在成都周邊山區探險時的感覺。在實驗室裡，時間失去了意義，我在工作中忘掉了自我。在經歷了幾乎從來沒有過真正歸屬感的青春期之後，我突然確信我找到了屬於自己的位置。
我把自己的一部分留在了伯克利實驗室的黑暗之中，從未離去。在我的記憶中，擴音器發出的不屬於這個世界的聲音仍在迴響，每一個嘶嘶聲和噼啪聲都暗示著一種科學語言剛剛開始嶄露頭角。比起普林斯頓大學，伯克利更能代表父母來到這個國家所追求的東西：自由地認清自己的激情，毫不妥協、無怨無悔地活出激情。無論未來是什麼樣的，那些在實驗室裡一邊傾聽一邊心跳加速的時刻已經足夠讓我確信，他們做出了正確的抉擇。
父母對無限機會的追求是他們的北極星。這個願景讓他們煥發出無與倫比的活力，在他們的生命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是他們生而為人的定義。正是這種狂熱的追求，讓我心目中的英雄們一步步地從學者變為科學家，最終成為傳奇。與真正的科學發現的第一次接觸至今仍讓我驚歎不已。與此同時，我發現自己開始在天宇中追尋屬於自己的北極星，那是每一位科學家都會窮盡一切追逐的座標，無論是一個問題、一個假設，還是一個賭注。哪怕要追到天涯海角，我也會毫不猶豫。
我只需要找到那顆北極星。